长期以来,永安抗战文化研究工作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在调研方面缺乏深入细致之风,致使一些错误说法以讹传讹、弄假成真。
例如,我们在论述抗战时期永安福建省立音乐专科学校时,就时常把上海、重庆、永安的音乐学校相提并论,称之为“三大音乐学校”,这实则是一种错误的表述。
从相关报道可知,“抗战时期,福建省立音乐专科学校(后简称‘福建音专’)在永安办学,成为当时国内仅有的三所高等音乐学校之一”(摘自《三明日报》“福建音专”对当下音乐教育的启示》作者江丽君 2022 年 5 月 15 日);“福建省立音乐专科学校 1940 年在永安吉山创办,1942 年升格为国立福建音专,成为民国时期全国仅有的三所最高音乐学府之一”(摘自《闽人智慧丨永安:中国三大抗战文化中心之一》东南网 2022 年 9 月 3 日 福建日报)等。
然而,1941 年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已经被日本侵略者与汪伪政权强行接管,改称为“国立上海音乐院”,其学校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再属于抗日阵营的音乐教育机构。尽管该学校中仍有进步教师和学生进行抵抗,展现出爱国精神,但从整体机构性质和主导方向而言,已被汪伪政权把控,主流教学理念、艺术活动安排均受日伪势力左右。这与在抗日阵营下积极开展大规模、有组织爱国音乐活动,从办学理念到教学实践都积极贯彻抗日爱国精神的西南重庆和福建永安的音乐学校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在宏观对比和本质的区别中,此时均不应将其相提并论。虽然,上海音乐学校中爱国力量的存在也不应被忽视,那是黑暗中的点点星光,彰显了中国人民顽强的抗日意志。
重庆陪都的国立音乐院作为大后方重要音乐学府,在抗战期间培养众多音乐人才,积极传播爱国音乐,如在青木关率先唱响《黄河大合唱》等,为抗战文化贡献显著。但是相比之下,重庆的音乐创作和活动开展较少,抗战音乐歌曲的创作数量及影响力都不如永安音专。
福建永安的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有“红色音专”之称。地下党员在此凝聚进步力量,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创作并演唱大量抗战歌曲,激发群众爱国热情。且在抗日战争期间,福建永安音专创作的抗日音乐作品数量多于重庆音专,蔡继昆、卢冀野前后两任校长,中外教职员工、进步学生等,形成了广泛的创作层面,其音乐创作活动更为活跃,影响力也更大。如《捍卫祖国》《抗战的旗影在飘》《永安秋夜》等歌曲传唱至今。
我们从坚持抗战、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角度出发,将被汪伪政权接管后的上海音乐学校与重庆、福建永安两所坚持抗战的音乐学校相提并论是不妥当的。
抗战时期,我们应着重表述重庆和福建永安的音乐学校,它们积极开展音乐教育、传播爱国音乐、凝聚抗日力量,为抗战文化事业作出卓越贡献,是真正代表抗战时期坚持民族大义、弘扬爱国精神的高等音乐教育力量。
抗战胜利后,自重庆返沪的国立音乐院接收国立上海音乐院,并与上海私立音乐专科学校合并,定名为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而此时福建永安的国立音专已迁离撤销,“三所”之说,亦不复存在。
我们从政治意识形态与历史阶段认知的角度上讲,正确区分这三所音乐学校在抗战时期的不同立场和角色,有助于还原真实的抗战文化教育的历史。这可以让人们清晰地了解到,在当时复杂的战争环境下,教育机构所面临的不同命运和选择,铭记那些在艰难环境中坚守爱国精神、积极为抗战贡献力量的学校事迹。从教育价值方面看,它能为当下的音乐教育乃至整个教育领域提供宝贵的精神财富。重庆和福建永安音乐学校,在抗战时期的作为,体现了教育为民族大义服务的精神,能够激励现在的教育机构在面对困难时坚守正确价值观。从文化角度来说,强调这种区别有助于正确传承抗战文化。让人们清楚认识到在侵略者的压迫下,文化领域也存在正反两种力量的对抗,进而珍视在抗战中起到积极作用的文化力量,比如重庆和永安音乐学校所创作的爱国音乐作品等文化成果。
当然,我们在表述抗战时期,重庆、永安两大音乐学校的贡献时,也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延安阵营的音乐创作,对二者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它的代表人物有冼星海、光未然、吕骥等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与光未然合作的《黄河大合唱》以波澜壮阔的气势,讴歌了中华儿女抵御外侵的不屈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士气;吕骥创作了《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歌曲庄严沉稳、雄壮有力,抒发了中华儿女的革命豪情。延安的重要作品还有《延安颂》《白毛女》《南泥湾》《兄妹开荒》《抗大校歌》等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作品,这些作品活跃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振奋了抗战热情,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并对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