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长达七年的时间(1931—1937年),这段历史因“土地革命”的叙述主线而遮蔽,导致中共在抗日领导权的早期生成阶段与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被淡化,未能够得到充分的研究与彰显。
1931年“9.18”事变至1937年“7.7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七年时间里,是中国从局部抗战向全民族抗战过渡的关键时期。这段历史因传统党史叙事侧重土地革命主线,而被相对遮蔽。本文通过爬梳中共在政治纲领、军事实践、统一战线等领域的开创性行动,论证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奢言抗日者杀无赦”等,反动主张制造下的抗战领导真空期,中共以“唯一具有全国性抗日纲领与组织能力的政党”身份,夺取并承担起了抗日救亡的核心领导责任。这一时期的抗战领导地位,不仅是中共从“边缘革命党”成长为“民族先锋队”的历史标志,更是奠定了其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历史地位,它是中国革命抗日领导权生成的重要原点。
国民党残酷压制以共产党为主要代表的抗日力量,及各民主党派与民众的抗日声音。在这“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中共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严峻形势下,在福建永安发布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并成建制地派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它标志着“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 先遣队的出动,成为“红军抗日力量的凝聚者”,使“只有共产党能抗日”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
在这长达七年的时间里(1931-1937年),是中共独立自主领导抗战的七年,在这七年的时间里,党和红军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经受了国民党五次的“围剿”的严峻考验,党在第一时间率先对日宣战,并发布北上抗日宣言,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北上抗日。国民党将红军逼入绝境,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长征冲破了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经受万水千山、艰难险阻的考验,英勇的红军将士高举着北上抗日的旗帜,奔赴抗日的最前线,成为抗日的“中流砥柱”。
在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战的七年时间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加剧,华北等大片国土沦陷。国民党变本加厉秉承反动政策,更加疯狂地绞杀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对民主党派和民众的抗日呼声,甚至动用军警严厉压制,枪杀抗日爱国的仁人志士。
中国共产党在这七年的时间里,为争夺抗日所应有的话语权、领导权、以及军事指挥权,经历了无数次努力的艰难抗争,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鲜血的代价,通过坚持不懈的顽强斗争才得以确立和巩固的。党从早期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组织抗日力量,到在国民党的重重围剿和打压下,依然坚守抗日信念,面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双重威胁毫不退缩。在这个过程中,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为了民族大义,抛头颅、洒热血。如,东北抗日联军在冰天雪地中与强大的日军进行殊死搏斗,杨靖宇等将领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仍坚持战斗;北上抗日先遣队浴血征程,在国民党的腹心地区大力宣传抗日;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难万险。所有这些的斗争,就是为了夺取为党为民为国家的鼓与呼。同时,党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坚持原则,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正是凭借着这种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斗争智慧才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成为了抗战的中流砥柱,在这七年里夺取了本应属于我党和人民的领导权、话语权,以及军事指挥权,这是用生命和鲜血书写了壮丽的抗战篇章。共产党的领导不仅体现在军事斗争,更在于政治纲领的前瞻性、统一战线的建构力、群众动员的深入性。这一时期的重要实践。奠定了中共政党的合法性、军事战斗力与民族凝聚力的三重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空窗期(1931-1937年),完成了“从幼稚到成熟”的蜕变,以唯一具有全国性抗日纲领、成体系的武装力量与深厚群众基础的政党身份,承担了抗日救亡的核心领导责任。这段历史不仅是中共领导权生成的关键阶段,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的早期实践。重新发现并彰显这一时期的历史价值,不仅是对“十四年抗战”完整性的学术补正,更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选择论”的有力佐证——唯有将民族利益置顶、始终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政党,才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成为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勠力同心,付出巨大牺牲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谱写了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