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抗战时期领导地位的确立

^主安安2025/5/17 17:14:29

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抗战时期领导地位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抗战时期领导地位的确立与国民党的复杂斗争与历史担当》

1934年7月15日，红七军团与担任护送任务的红九军团，在福建永安集结地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正式组成，并以沿途散发传单的形式，发布中华苏维埃政府、中革军委《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它标志着北上抗日的正式开始，也成为后来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序曲。

1931-1937年局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在与国民党的复杂斗争中逐步实现的，这一过程深刻体现了党的先进性与历史进步性。福建永安成为局部抗战重要的历史结点。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奉行不抵抗与“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将主要的军事力量用于“围剿”红军，对日本侵略者采取消极妥协的态度，这不仅是作为执政党却主动放弃了抗日的领导责任，还以暴力压制以中共为代表的民族革命和民众的抗日激情。然而，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解放为己任，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其最高宗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贯穿于斗争始终。面对国民党制造的抗日领导权“真空”，中国共产党凭借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历史使命感，主动“补位”，开启了争取抗日领导权的艰难历程。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领导权之争，本质上是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而战。在这一过程中，抗日话语权的争夺成为首要环节。共产党通过发表通电、宣言等方式，率先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谴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战略主张，打破国民党对舆论的封锁，积极传播全民族抗战的理念。同时，借助进步刊物、群众集会等渠道，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抗日救亡思想，唤醒全国民众的民族意识，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为争取领导权奠定了坚实的舆论基础。 随着话语权的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领导权的争夺逐渐凸显其重要性。党在东北积极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与日军展开长期战斗，成为东北抗战的领导核心；在其他地区，党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开展募捐、宣传等活动，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此外，中共中央先后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八一宣言》；以最大的决心派遣北上抗日先遣队与日本侵略者直接作战，全国红军长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等行动，并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党通过多种渠道与各方力量进行沟通协商，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全国范围内逐步确立起在抗日斗争中的领导地位。
对于军事指挥权的掌握，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确立的关键支撑。尽管面临国民党的多次军事“围剿”和政治打压，中国共产党依然坚定地领导人民军队投入反“围剿”与抗日斗争。福建永安出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全体红军通过长征奔赴抗日前线。我党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灵活运用战略战术，为全面抗战的到来做好充分的准备，它彰显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卓越战斗力，有力地证明了党在军事指挥上的能力和智慧。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三权斗争过程并非孤立割裂，话语权、领导权、军事指挥权相互关联、相辅相成。话语权的争取为赢得领导权营造了有利的舆论氛围，领导权的确立为掌握军事指挥权提供了政治保障，而军事指挥权的强化又进一步巩固了领导地位，三者共同推动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抗战时期逐步确立领导核心地位。
这一过程充满了血腥与艰难。从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间与日伪及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殊死搏斗，到红军在反“围剿”与北上抗日途中遭遇的重重围堵；从地下党员在国统区传播抗日主张时面临的白色恐怖，到进步群众因参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遭受的迫害，都见证了这一斗争的惨烈。但中国共产党始终不畏牺牲、不惧强权，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扛起了抗日大旗，通过自身的模范行动，广泛动员群众、发展抗日力量，让抗日斗争在艰难时局中蓬勃开展，为全民族全面抗战的爆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抗战时期领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这一历程充分彰显了党的先进性与自觉性，是党性原则的重要体现。党以民族复兴为己任，在与国民党的复杂斗争中，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而不懈奋斗，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