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谨以此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

^主安安2025/6/3 13:04:31

题记：谨以此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

题记：谨以此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
《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民族革命战争属性与历史贡献》
摘要：
本文系统论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本质上属于民族革命战争范畴。
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和新时代观点的梳理，对三年游击战与民族革命战争的斗争实践，进行深度系统化的分析比较，揭示了南方根据地留守红军在与党中央物理失联后，面对国民党残酷围剿、生存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他们基于党长期对革命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及各级党组织对时局敏锐的洞察力，均主动遵照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与长征同步实现了从土地革命向民族革命的战略性转型。 研究表明：南方三年游击队不仅以军事牵制、统战实践，高度配合完成了中共在全国抗日的大局，更是通过基层抗日宣传、武装力量保存，成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重要源头。毛泽东、项英、陈毅等领导人的原始论述与基层实践的相互印证，为深化三年游击战争在民族革命战争具有中流砥柱地位的研究，提供了关键的历史依据。
关键词：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民族革命战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转型；党史研究。
一、引言：
“还有一部分红军将士，他们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他们条件更苦，遇险更烈，但他们舍身忘命。理想、信念、旗帜、精神，这一切，都构筑了万世不朽的长征魂！”
长期以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934—1937年），通常被视为土地革命战争的延续阶段，对其属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地位与重要作用，在党史研究中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与准确性的定位。
1934年7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福建永安集结地与担任护送任务的红九军团胜利会师，部队以沿途散发传单的形式，发布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它标志着北上抗日的正式开始，也成为后来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序幕。
从福建永安出发的先遣队北上抗日的行动，是中国共产党“以最大的决心”，为了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具有历史转折性的战略行动，它是我国民族革命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的正式开始。
在事实上，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加剧、民族矛盾上升成为主要矛盾的时代背景下，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长征后，在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人的领导下，留守南方八省十五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均主动遵照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与长征同步实现了从土地革命向民族革命的战略性转型。虽然后来他们和党中央失去了物理的直接的联系，但却通过党性原则，利用各种途径了解党中央的信息，自觉自主地研判时局、灵活机动地调整了有关策略，将斗争重心从单纯的阶级对抗，逐步向抗日救亡方向转移。毛泽东指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南方游击区“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这一论述高度概括肯定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较之长征“他们条件更苦，遇险更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斗争，保存了革命力量，为抗日宣传和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他们舍身忘命。理想、信念、旗帜、精神，这一切，都构筑了万世不朽的长征魂！”
1937年，项英在《三年游击战争总结》报告中明确指出：“南方游击战争的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以贯彻党中央抗日战略为宗旨。”陈毅《关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报告》、张鼎丞《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总结》等文章，均强调对党的抗日战略的贯彻与执行。由此可见，中共的抗日主张是南方游击区领导人的集体共识和一致行动。陈毅还在报告中指出：“每一次战斗都在为抗日救国铺路”，张鼎丞记录了闽西地区“反蒋是抗日前提，抗日是反蒋目的”的斗争策略。这些论述共同构建起“领导人论述集群”，进一步强化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属于民族革命战争”的观点。这种多维研究视角的提升，在本质上是对党史“阶级斗争与民族革命辩证统一”逻辑的深化，既符合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大义为使命的一贯作风。
我们研究的核心观点是：应将三年游击战争纳入民族革命战争范畴进行一体化的系统研究。这种将其由阶级斗争战场，转向民族革命战场的转变，在总体上是强调中国共产党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总目标下保持的一致性，它体现了全党、全军步调一致。这种转换提升和重新的界定，使三年游击战争在整体的战略格局上发生了质的变化。 传统的党史研究，常将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视为相对割裂的阶段，它导致了“中央红军长征—全面抗战爆发”间的历史逻辑，存在着人为的断裂。通过系统论证三年游击战争的民族革命属性，填补了这一理论空白，顺理成章地衔接了这一革命阶段。研究还证明：

1931-1937年间，中共革命已从单纯阶级斗争开始逐渐转向“阶级解放与民族救亡双重使命的并行”，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统一”的论断，获得更加充分的历史支撑，完善了党的“全局一盘棋”的战略体系，揭示中共“北上抗日”“长征”“三年游击战争”战略的整体性。中央红军长征与南方游击战争一体化，构成“外线突围+内线坚守”的战略双翼，共同服从于全民族抗战大局，修正了“长征是单一军事转移”“三年游击战争是土地革命延续”的片面认知。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坚持持久抗战，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它与正面战场相互配合、相互支援，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 二、开篇：
三年游击战争最早的践行者。
1934年春，为配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央军委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根据日益严峻的军事形势，决定派出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优秀干部，带领精干的小部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中央红军主力作战。根据这一决定，福建军区所属地方部队的红九团奉命执行“远殖游击战争”的任务。
红九团团长吴胜，政委方方，全团 1200 余人，设立了红九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方负责所在地区的党、政、军的全面工作，具有建党、建军、建政，三权合一的特殊职能，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领导。红九团以永安为中心，建立了纵横三百里，人口四、五万的岩连宁永革命根据地。
1934年4月18日，红九团配合红七军团解放了永安县城，成立了“永安县革命委员会”，方方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此次，是红九团执行“远殖游击”重要任务以来获得的首胜。 毛泽东的“远殖游击”思想，主张跳出敌人的堡垒区，在白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远殖游击”成为三年游击战争的制胜法宝。它是基于当时苏区的现状，在敌强我弱、全面封锁的情况下，以非正规作战的游击战争，袭击敌人为主要手段，具有高度的流动性、灵活性、主动性、进攻性和速战性，并且能够广泛动员群众投入战争。“远殖游击”是建立游击战的精髓；是井岗山创立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敌逃我追。”游击战理论基础上的升华，在永安得以高度的践行与科学提升。它在闽西北等敌人的深远后方，遵循合理选择作战地点，快速部署兵力，科学分配兵力，选择作战的最佳时机，战斗结束迅速撤退等五项基本原则的作战方式成为游击战争的准则。三年游击战争中，红九团将毛泽东“远殖游击”的战略思想，运用的炉火纯青、出神入化，它以永安为中心，在岩连宁地区建立了具有中央苏区属性的游击根据地，使永安成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红旗不倒的中央苏区特区县，成为中央苏区全境沦陷，仍然保存完整的最后一块中央苏区根据地。
1937年2月7日，毛泽东在陕北延安听取方方汇报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后，赞扬说：“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留了20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临行前，毛泽东嘱咐方方：“你回去问候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各位同志好，你告诉他们，你们三年苦斗有很大的功绩”。这是党中央对三年游击战争最高的评价。因此，福建永安成为三年游击战争最早的践行地。

三、理论基础：
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纳入民族革命战争范畴，绝非简单的历史定性与调整，而是对中共革命史叙事体系的结构性重塑，其价值体现在理论、历史、现实三个维度的突破。

（一）、理论维度：
1、构建中共革命理论的完整性链条。传统党史研究通常将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视为相对割裂的阶段，它导致“中央红军长征—全面抗战爆发”间的历史逻辑存在断裂。通过研究论证三年游击战争的民族革命属性，修正填补了这一理论的空白。
2、衔接革命阶段：
证明1931-1937年间，中共革命已从单纯阶级斗争转向“阶级解放与民族救亡双重使命并行”，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统一”的论断获得更加充分的历史支撑。
3、完善战略体系：
揭示中共“北上抗日”战略的整体性——中央红军长征与南方游击战争构成“外线突围+内线坚守”的战略双翼，共同服务于全民族抗战大局，它改变了“长征是单一军事转移”“三年游击战争是土地革命战争的延续”的片面认知。
（二）、历史维度：
1、还原中共革命的真实肌理与组织韧性。研究突破了“中心—边缘”叙事框架，展现中共革命力量的全域协同，打破地域分割，将南方八省十五地区的游击斗争与东北抗联、西北红军的抗日斗争实践并置，构建“从白山黑水到闽赣山区”的全疆域抗日图景，证明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自始至终具有全国性视野。

2、凸显组织优势：
在与党中央失联的极端条件下，南方游击队仍能通过自主研判时局、主动调整斗争策略，始终保持与全党战略方向的一致性，生动诠释了“党指挥枪”原则的思想穿透力，为理解中共组织的韧性提供了经典案例。

（三）、现实维度：
1、强化党领导核心地位的历史合法性。研究结论对当代具有重要的启示，印证党领导核心的历史必然性，南方游击队虽“物理失联，但思想紧跟”的实践，证明中共领导地位并非外部赋予，而是全党全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高度自觉，为新时代坚持“两个维护”提供历史注脚。
2、揭示团结统一的制胜密码。相较国民党在同期因派系林立、政令不通而错失抗日先机，与中共“全党一盘棋”形成鲜明对比，历史经验表明：唯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凝聚全民族力量应对重大挑战。

3、激活红色基因的教育价值。研究挖掘的永安洪田的“标语抗战”，青水炉坵的“畲民送粮”等鲜活细节，可转化为地方沉浸式党史教育资源，让“党和人民生死与共”的革命传统，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历史细节场景，增强党员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和情感归属。
三年游击战争属于民族革命战争的研究工作，是一场从历史深处走向时代前沿的学术革命。这项研究价值不仅在于填补党史上的空白，更在于重构我们对中共革命的认知范式——它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思想统一、战略连贯、行动协同的有机整体，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正是这一整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这种历史认知的突破，将推动党史研究从“事件编年体”走向“系统有机体”，从“阶段孤立论”走向“历史辩证法”，为最终坚定的历史自信、理论自信提供更加坚实的学术支撑。
四、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战略方向一致性的根本保障：
南方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央苏区革命火种的守护者，将“党指挥枪”的原则深深植入斗争实践。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陈毅等中央领导奉命留守南方，依托“支部建在连上”的党组织架构，通过秘密交通线、流动党课等方式，维系党的领导体系。尽管与党中央失去无线电的联络，但红军游击队仍通过报刊、信件等多种渠道，主动获取外界信息，确保战略方向与党的总体目标一致性。 赣粤边游击队在油山根据地建立学习小组，通过分析缴获来的《中央日报》《申报》等报刊，敏锐捕捉到日本侵华加剧的动态；闽西游击队通过审讯俘虏、策反白军军官，了解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趋势；福建永安岩连宁永根据地、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出方方亲赴延安，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这种在通讯信息断绝、关山阻隔的状态下，留守红军对时局正确的自主研判，源于党对军队长期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建设，使游击队员即便身处困境，仍能够保持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方向的准确把握。正如项英在总结中所述，南方游击队员通过“定期举行遥拜中央苏区仪式”“建立报刊研判与自主决策机制”等方式，实现了思想上紧跟党中央，心中永远装着党中央的赤诚，它证明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南方游击队始终与党中央在战略保持一致的根本原因。
五、时局洞察与策略调整：
三年游击战争，具有民族革命属性的实践体现，表现在对新思想认知的转变。从阶级斗争到抗日救亡，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南方游击队的思想认知发生显著转变。他们在苏区根据地宣传方面，早期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保卫苏维埃”为主的标语，逐渐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收复东北失地”等抗日口号所补充。福建永安、江西瑞金等地现存的历史标语群显示，红军游击队开始公开谴责《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卖国条约，呼吁民众团结抗日。如永安小陶、洪田、青水等地，大量的军标语，如“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白军兄弟，不同红军打仗，要求北上同日本打仗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福建！”“全中国抗日的工人、农民、兵士团结起来实行对日作战！”“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等等，现的保存完好的数以千计的红军抗日标语群。这种宣传内容的变化，反映出红军游击队对民族矛盾上升的深刻认识，以及将抗日救亡作为斗争目标的思想自觉。 项英在《三年游击战争总结》中记录的数据更加印证了这一转变：从1934年起，南方各游击区抗日主题标语占比达65%，远超土地革命相关内容。例如，永安岩连宁根据地现存的标语“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项英在总结中还特别提到，红军游击队在军事行动中将抗日思想，做为“争取白军抗日”的重要目标，如赣粤边游击队释放被俘国民党军官时附信“共赴国难”的传单，这与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战略部署形成呼应，体现了基层实践对中央政策的前瞻性落实。所有这些都与项英所述的“抗日宣传常态化”相互印证，证明了红军游击队的思想转向并非是孤立现象，而是系统性的战略调整转变。
三年游击战争策略的迅速转型，从“反蒋”到“抗日反蒋”再到“联蒋抗日”，红军游击队斗争的策略，随着时局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调整。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守红军的军事行动从初期围绕反抗国民党围剿、保卫苏区革命根据地，转为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开始主动寻求联合一切抗日力量，提出“抗日反蒋”口号。闽西南游击队发布《为联合抗日宣言》，号召“不分党派、不分阶级，共同抗日”；赣粤边游击队与地方士绅达成秘密协议，建立抗日联络站；湘赣边游击队，甚至与绿林武装组建“抗日义勇军”。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南方红军游击队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命令，迅速集结从“抗日反蒋”转向“联蒋抗日”，完成了改编新四军的战略转型。
六、历史贡献：
民族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力量，战略牵制与力量保存。
南方游击队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以不足3万人的兵力，牵制国民党正规军约60余万人，相当于同期侵华日军兵力的半数以上。这一战略牵制不仅减轻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军事压力，更为全民族抗战保存了重要的武装力量。
1937年，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长期积累的山地游击作战经验、群众工作方法和统战实践成果，直接转化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例如，新四军首战韦岗伏击战的胜利，正是南方游击战术在抗战中的成功运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层实践，南方游击队在敌后开展的统战工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期实践探索。通过与地方实力派、民间武装、士绅阶层的合作，游击队扩大了抗日力量的群众基础，传播了党的抗日主张。项英在总结中强调，各游击区建立的“抗日十人团”“反日大同盟”等组织，与1935年《八一宣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跨空间的战略呼应，证明南方游击区的斗争实践绝非孤立行动，而是对党中央战略的创造性落实。这些基层统战经验，为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面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时刻团结一切力量共御外敌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
在新时代背景下，以全新眼光和视角审视三年游击战争研究意义重大。以新观点、新视角、新材料对党史进行深入剖析，为三年游击战争研究提供了新方向，也与当下形势紧密相连。
从新视角来看，三年游击战争不只是孤立的局部斗争，而是全国革命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是党在民族危亡之际，于艰难处境中坚持斗争的典范。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党领导的游击力量虽面临国民党的残酷围剿，却依然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定不移地贯彻抗日主张，这一历史过程彰显了党对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令的坚决执行，体现出党对民族解放事业的不懈追求，这是党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关键部分。
新观点要求我们突破以往单纯从土地革命角度看待三年游击战争的局限，重视其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为全面抗战保存了有生力量，更是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通过宣传抗日、组织民众等行动，为全民族抗战营造了舆论氛围，凝聚了民众力量，生动诠释了党在民族革命中的先锋作用。
新材料的挖掘也为研究注入新活力。比如新发现的地方党史资料、民间流传的游击队员事迹，能更细腻地展现游击战争时期党与群众紧密联系、共御外敌的决心，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努力。 三年游击战争研究与新时代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当下，我们正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研究这段历史，能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激励我们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面对困难时保持坚定信念、不屈不挠。同时，也有助于强化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意识，正如当年党和游击队员们为民族大义团结一致，我们如今也要为实现民族复兴而齐心协力，充分体现“党史姓党”原则，使党史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历史借鉴。
七、项英论述的核心支撑作用：
历史当事人的权威定性，项英作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最高领导人，其1937年《三年游击战争总结》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项英的论述代表着南方游击区党组织对这段历史的官方定性，收录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该总结属于一级党史文献，具有极高的采信度。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总结写于新四军改编前夕的关键时期，项英通过强调“服从中央战略”，既回应了国民党对游击队“割据自立”的质疑，更为后续改编奠定了政治基础，其表态具有鲜明的历史现场性。 项英的论述与南方游击区的实际行动形成紧密呼应。他在思想层面上总结提到的“通过公开报刊分析时局”“利用被俘东北军获取抗日信息”等机制，与赣粤边、闽西游击队现存的报刊批注、审讯记录相互印证。同时，在行动层面上“抗日义勇军先遣队”“释放俘虏共赴国难”等部署，在多地党史档案中均找到对应事件。这种论述 加实践的证据闭环，证明项英的总结绝非是空泛表态，而是对真实斗争的理论提炼。将项英论述与同期陈毅《关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报告》、张鼎丞《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总结》对比分析可见，强调“抗日战略贯彻”，是南方游击区领导人的集体共识。陈毅在报告中指出“每一次战斗都在为抗日救国铺路”，这就是将三年游击战争的性质加以全面定性。张鼎丞也记录了闽西地区“反蒋是抗日前提，抗日是反蒋目的”的斗争策略，这些论述共同构建起领导人论述集群，从领导层面进一步强化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属于民族革命战争”的观点。 我们从党史研究的本质要求和历史逻辑与党性原则来看，对于主要矛盾的动态把握，对于土地革命后期，民族矛盾已逐步上升，南方游击队在坚守阶级斗争的同时，既要保卫苏区土地革命成果，又要主动将斗争与抗日救亡结合，它体现党对“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形势的敏锐判断，符合“抓住主要矛盾解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党性原则的生动诠释了将三年游击战争纳入民族革命战争总目标研究，不是否定其土地革命属性，而是从“党始终以民族解放为己任”的根本立场出发，揭示其“为民族革命储备力量”的历史必然性。这与党史研究“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功能是一致，彰显了“党史姓党”的政治底色。以科学的发展观对历史主流的精准定位：无论中央红军长征还是南方游击战争，党始终以实现民族独立为核心目标。正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南方游击队的斗争正是这一战略的基层实践，研究中突出其民族革命属性，是对“全党行动一致性”主流的回归与深化。这种研究不仅深化了历史认知，更通过揭示“党在复杂环境中坚持民族大义”的本质，为新时代党史研究如何“把握主流、服务中心”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
八、现实意义：
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纳入民族革命战争范畴，绝非是简单的历史定性与调整，而是对中共革命史叙事体系的结构性重塑，其科学价值体现在理论、历史、现实上三个维度的突破。从理论维度而言，它构建了中共革命理论的完整性链条。传统的党史研究常将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视为割裂阶段，导致“中央红军长征—全面抗战爆发”间的历史逻辑存在断裂。本研究通过论证三年游击战争的民族革命属性，填补了这一理论上的空白，这种无缝衔接的革命历史阶段证明，抗日战争十四年历史，涵盖了三年游击战争。1931-1937年间，中共革命已从单纯阶级斗争转向“阶级解放与民族救亡双重使命并行”，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统一”的论断，获得更加充分的历史支撑；它完善党的战略体系，揭示了中共“北上抗日”战略的整体性——中央红军长征与南方游击战争同步构成“外线突围+内线坚守”的战略双翼，共同服务于全民族抗战大局，修正了“长征是单一军事转移”“三年游击战争是土地革命的延续”的片面认知。再者从历史维度而言，研究还原中共革命的真实肌理与组织韧性，突破了“中心—边缘”叙事框架，展现中共革命力量的全域协同打破了地域分割，将南方八省十五地区的游击斗争与东北抗联、西北红军的抗日实践并置，构建“从白山黑水到闽赣山区”的全疆域抗日图景，证明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自始至终具有全国性视野。
党史研究须要具备学术勇气、实证精神与历史使命感。任何突破性的史学观点，初期都会面临传统认知的惯性阻力，但真正的学术价值恰恰在于打破“碎片式切割”的思维定式，回归历史的整体性与辩证性。以深入田野调查的“笨功夫”对抗“坐在书斋里剪裁历史”的惰性，用一级文献的“铁证据”破解“路径依赖”的迷思，这种“把破碎的历史重新拼贴成有机整体”的努力，正是史学进步的重要动力。
历史研究的本质是与时间对话，而真理的光芒从不因暂时的遮蔽而黯淡。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旗不倒”最终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伏笔，将在更多实证支撑下与学术讨论中逐渐彰显其价值。这些被时光尘封的历史细节，将成为照亮党史研究新路径的火种。以“甘坐冷板凳、深挖活史料”的研究，用扎实的成果推动党史叙事不断接近历史的本真，为还原党的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贡献力量。这是一场从历史深处走向时代前沿的学术革命。这项研究工作的价值，不仅在于填补党史空白，更在于重构了我们对中共革命的认知范式——它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思想统一、战略连贯、行动协同的有机整体，三年游击战争正是这一整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这种认知突破，将推动党史研究从“事件编年体”走向“系统有机体”，从“阶段孤立论”走向“历史辩证法”，最终为坚定历史自信、理论自信提供更坚实的学术支撑。
九、历史结论：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本质上属于民族革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守红军在与党中央失联、环境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凭借对党的忠诚、对时局的敏锐判断，实现了从土地革命向民族革命的战略转型。这场斗争不仅在军事上牵制大量国民党军队，为全国抗战保存了有生力量，更在思想宣传、统战实践等方面为民族革命战争作出重要贡献。项英等领导人的原始论述与基层实践的相互印证，不仅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纳入民族革命战争范畴”提供了党内高层的直接理论支撑，更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整体性、连续性与自觉性。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明确纳入民族革命战争范畴，有助于完整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历史脉络，深化对中共在抗日战争中中流砥柱地位的认识，为党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撑。这一论述为重新审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性质提供了关键线索。重新审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性质，对于完整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历史脉络、深化抗战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我们从《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中可以看出要了解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要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要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党的理论是正确的、党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是正确的、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是正确的，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明前景。这些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我们学习党史，就要注重从这些方面学习、思考、感悟，才能真正学有所获、学有所进。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我们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系统复盘和梳理八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史，在自我剖析和学术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勇于承担新时代抗战史学科繁荣发展的新使命。坚持求真求实原则，传递正确的抗战历史记忆，树牢并普及正确的抗战史观，从而激浊扬清、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宏大力量。

（参考文献略）
安孝义
2025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