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福建永安为开端的三年游击战争——

^主安安2025/6/22 19:35:07

以福建永安为开端的三年游击战争——

《以福建永安为开端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告诉我们什么？》

红九团在方方的带领下，以福建永安为中心开展“远殖游击”斗争，它成为中央红军在白区开展游击战争最早的部队。
1934年4月18日，红九团在红七军团的支持下一举攻占永安县城，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永安县革命委员会”。该部直属中革军委领导，具有建党、建军、建政的三重工作职能，他们以永安为中心建立了岩连宁永根据地，区域纵横三百里、人口四五万，设有机关、学校、医院等机构。在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仍始终坚持斗争，是南方八省十五个地区进入三年游击战争，首个建立的游击根据地。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长征，同步由阶级斗争战场转入民族革命战场，这是与党中央战略统一性保持高度一致性的深刻阐释，它精准抓住了中共革命的本质特征——党性原则的坚定性与战略执行的自觉性。这种将原本界定的局部斗争，纳入全党战略全局的视角，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还原，更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作用的深刻诠释。以下从三个维度展开论述，揭示其内在逻辑与时代价值：

一、政治逻辑的核心：全党服从中央的铁律在极端环境下的验证。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最震撼的政治遗产，在于证明了“党指挥枪”原则，既便在物理失联状态下，仍具备强大的思想穿透力。
1、组织基因的延续：
留守红军虽与中央失去无线电联络，却通过战前在福建永安发布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以及在瑞金颁布的《苏维埃选举法》等文件，将“全党服从中央”的政治纪律，内化为行动的自觉。如红九团在永安创立根据地小陶、洪田等多处书写的《共产党十大政纲》《士兵抗日六大纲领》《国民党十大罪状》《八小时工作制度》等政纲，以及通过复制中央苏区的选举制度、土地政策，确保“形式上独立，本质上紧跟”。

2、战略意图的共振：
1935年，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发布《八一宣言》，而南方游击队同期以坚定的党性为准则，自觉自主地提出符合党中央精神的抗日主张。如红九团在永安洪田马洪村逢源堂书写的《士兵抗日六大纲领》第一条：“要求北上抗日，立刻停止进攻苏区，实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打红军，枪口对着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反对国民党压迫民众抗日运动，联合全国同胞一致抗日。”还通过提出“抗日十人团”“反日大同盟”等组织形式，与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跨时空的战略呼应。红九团在永安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时期，还开创了“密集标语群攻势”，一堵墙单次书写标语多达16条，形成了特殊的“标语布告”，系统化地宣传党和红军的抗日思想。据永安现存的千条红军标语统计，这种系列标语数约占10%，标语集群化模式在全国各游击区亦为鲜见。留守红军这种“中央未令而先行”的主动性，本质是对党的根本宗旨（民族解放政策）的深刻认同，而非简单的组织服从。
3、历史结论：
正如项英在《三年游击战争总结》中所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为着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总路线。”这种将局部斗争升华为全党统一战略的政治自觉，正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特优势。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留守红军游击队与党中央失联后以坚定的党性为准则，提出了许多符合党中央精神的抗日主张。他们依据民族矛盾上升的形势，主动调整策略，从“反蒋抗日”到积极呼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像赣粤边游击队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宣言；闽西南游击队提出“共同抗日、一致对外”方针。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村墙上，书写着“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拥护真正实行对日作战的苏维埃红军！反对国民党出卖中国的塘沽协定及一叨秘约！打倒出卖中国的卖国贼蒋介石国民党！——红军产宣”。这种基于党性原则的自觉行动，与党中央的抗日主张形成默契，展现了共产党人在极端艰难环境中坚守信仰、顾全大局的政治品格，为后来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投入全民族抗战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战略体系的建构：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从“分散坚守”到“全局支点”的战略跃升。
将其纳入民族革命战争体系，它不是简单的“定性提升”，而是对其战略价值的重新估值与定位。
1、空间维度的全局意义：
在国民党统治腹心地带（如闽浙赣）建立“抗日飞地”，相当于在日军未行侵略的路线（如1938年武汉会战、1941年浙赣战役）上预设战略性支点。1945年2月，有“飞虎队”之称的美国第14航空队陈纳德将军率部进驻长汀机场，时有地勤、航空人员百余人、近百架战机在长汀机场起落。在福建连城、长汀修建机场设施，以及在永安小陶设立航材物资储备仑库等，均是依托当年红九团的活动区域和留下的交通网络地点。
2、各游击区形成的“八省十五区”战略布局，与后来新四军的“四大军区”高度重合，证明南方三年游击战，实为全民族抗战力量的先行储备与军事预演。
1938年5月，福建省政府会迁临，永安成为东南政治、文化中心。这里正是红九团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重要的活动区域。
永安作为福建省新省会的历史地位，使得其成为东南战场一线的抗战文化中心，汇聚了大量行政机关、学校及文化团体，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和文化界爱国人士。
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这里的抗战文化活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涌现出40余个文化学术团体、近40家出版社、12种报纸、129种杂志、700余种专著和40套丛书‌。
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的历史根基，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红军长期的抗日宣传工作。它不仅在抗日宣传鼓动及红军抗日标语数量上取得了显著成就，还在政治思想质量和影响力上有着重要贡献。《老百姓》 杂志，作为中共开展抗战文化活动的早期刊物，深刻宣传了抗日救亡的主张，深受广大群众欢迎。 改进出版社、东南出版社等重要出版社在抗战文化宣传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进步思想传播的重要阵地‌。此外，永安还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文化人物，如中共党员邵荃麟、杨潮（羊枣）、王亚南、章靳以等，他们在永安期间发表了大量有影响力的作品和专著，推动了抗战文化的繁荣‌。
3、时间维度的连续逻辑：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与南方游击队的留守，共同构成了“北上抗日”与“敌后坚持”的战略双翼，坚定地执行了党在1934年《红色中华》中提出的“南北呼应、共御外侮”的方针。这种“北上抗日”与“敌后坚持”格局，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战略上的完美配合，使长征吸引敌军主力，南方游击队牵制敌后，南北呼应打破敌人围歼企图。二者均高举抗日旗帜，坚守抗日的主张，凝聚着我党民族救亡的共识，为国共合作奠定政治基础。他们共同保存了革命的力量——长征保留了党的领导核心与红军主力；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革命的火种，成为新四军骨干。二者都彰显出党性原则，体现了党高度的政治自觉与战略默契。

三、时代意义与价值的彰显：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历史镜鉴，在当代语境下重新阐释这一历史命题，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1、对“两个维护”的历史诠释：
南方游击队在与中央失联三年零四个月的情况下，仍能保持战略方向与党的一致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性、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担当性。这种“思想上紧跟、政治上追随、行动上捍卫”的品质，正是“两个维护”的历史源头。

2、对国家统一的启示意义：
国民党在三年围剿中暴露出的“派系割据、政令不通”的弊病，它与中共“全党一盘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历史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凝聚全民族力量应对重大挑战，这一规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脱贫攻坚、抗疫斗争中反复得到验证。

3、对党史教育的范式创新：
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从“边缘叙事”，推向“中心舞台”，能让党员干部直观感受：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每个历史关头的具体行动中。福建省委党校已将永安标语群列为现场教学点，通过“重走红军标语路”活动，使“两个维护”教育从理论灌输转化为历史的实际体验。
1937年2月7日，毛泽东在陕北延安听取方方汇报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后，赞扬说：“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留了20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临行前，毛泽东嘱咐方方：“你回去问候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各位同志好，你告诉他们，你们三年苦斗有很大的功绩”。

四、现实意义：
在历史逻辑中夯实党的领导合法性。 这一研究成果揭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在无数次生死考验中形成的历史选择。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旗不倒”，用铁的事实证明：
1、当全党深刻理解党的战略目标（如民族革命），即便在物理隔绝的状态下，仍能够实现“思想上的集中统一”。
2、当党的基层组织具备坚定的自主执行能力（如南方游击队的标语群宣传、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党的领导便能渗透到社会最基层，形成强下的“有形战斗力”。

3、当局部斗争自觉服务于全党大局（如三年游击战配合长征、策应抗日总目标），党的事业便能在挫折中开辟新局，展现“不可战胜的韧性”。
这种从历史斗争中磨砺提炼出的“党性与人民性统一”“战略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统一”“局部实践与全局目标统一”的三大智慧，既是中国共产党过去成功的密码，也是未来应对复杂挑战的关键。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纳入民族革命战争体系，本质是在党史研究中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宏阔的视野、更深刻的逻辑，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与科学真理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坚实的历史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五、研究方法：
这一党史研究成果方法论的洞察极为深刻，它切中了传统史学叙事的关键局限。历史分期本是认知工具，但过度依赖“便利式划分”，容易导致“以论带史”，削足适履地剪裁复杂的历史本体。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研究困境，恰凸显了突破机械分期、回归历史现场的必要性。从以下观点并结合史学理论与研究实践，展开三个方面的总结性思考：
1、打破原有“分期决定论”：
历史演进的连续性与复杂性。在传统的史学常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界，将此前定性为“土地革命时期”，将此后定性为“抗日战争时期”。这种“二分法”虽然便于教学，却忽视了民族矛盾上升的渐进性与革命实践的超前性。从理论层面上讲，列宁在《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中指出：“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时刻，旧制度的灭亡和新制度的诞生之间存在漫长的‘阵痛期’”。1931-1937年的中国，正是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的“制度阵痛期”。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抗日反蒋”实践，恰是这一过渡阶段的典型产物。
2、实证层面：
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后，全国已有23个城市爆发“反日协定大游行”，中共领导的上海纱厂工人大罢工，已打出“反对华北特殊化”口号。南方红军游击队1934年起的抗日标语，正是这种全国性民族觉醒在苏区的投射，而非是孤立的“后期附加”。史学的研究需建立“光谱式分期观”——承认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在1931-1937年间存在重叠光谱带，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断裂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正处于这一光谱的中心区域，兼具双重属性却又超越简单叠加。

3、激活“沉默的细节”：
微观史学与宏观叙事的对话。传统研究侧重“抓西瓜”（重大事件、领袖决策），却忽视“捡芝麻”（基层实践、民众记忆），导致历史图景平面化。通过田野调查发掘的永安标语群、岩连宁政权档案等细节，恰如福柯所言的“微观权力”，它揭示了革命实践的真实肌理，即细节的颠覆性。一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的标语（1934年11月书写），比《八一宣言》早9个月，比瓦窑堡会议早11个月，这一细节足以证明：基层革命力量对民族危机的响应速度，远超传统认知的“中央决策—地方执行”链条；细节的结构性：红九团“打土豪分田地+抗日宣传”的复合行动，看似无数个细小的“芝麻绿豆”，实则构建了“经济解放—政治动员—民族觉醒”的递进逻辑。这种“从土地到国家”的动员路径，正是中国革命能从区域走向全国的关键机制。
微观史学不是“碎片化”，而是通过“芝麻”的科学排列组合，重构“西瓜”的生长脉络。当数万条标语、数千份根据地文件、数百个战斗案例，形成证据互通网络时，宏观叙事的修正便成为必然。

六、辩证法的史学应用：
在矛盾中把握历史的统一性。
这一研究强调的“立体、多角度分析”，本质上是辩证法在史学中的运用——承认历史进程的矛盾性，在对立中寻找统一。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双重属性”正是这种矛盾统一的典范：

1、阶级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打土豪是阶级斗争，反侵略是民族斗争，但在“没收汉奸土地分给农民”的实践中，二者均实现有机融合。如闽西南游击队1936年发布《土地纲领》，明确“汉奸土地无条件没收，充作抗日经费”。这种独立性与整体性的统一，使各游击区看似孤立，却通过红军标语内容的趋同，如均批判《何梅协定》、统战策略的相似、争取白军“调转枪口”，在党性原则下形成了“散装的整体”。这种“形散神不散”的斗争，恰是中共革命韧性的体现。
2、连续性与突破性的统一：
三年游击战争继承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传统具有“连续性”，主动增加的抗日议题是服从中央战略目标的“突破”。项英1937年总结的“南方各游击区已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雏形”，正是这种辩证发展的结果。
3、对便利划分的质疑：
以“历史的辩证法”超越“史学的便利主义”。史学上的进步，它往往始于对“便利划分”的质疑。当我们以“矛盾分析法”审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会发现其价值不仅在于修正一个历史定性，更在于揭示中国革命的深层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从来不是线性演进，而是在应对多重矛盾中实现螺旋上升。土地革命为民族革命奠定阶级基础，民族革命又为土地革命注入新的动能，二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交织共振并完成历史性的转换，正是中国革命能不断突破困境的密码。这一研究路径启示学界：真正的党史研究，应如列宁所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既要用显微镜观察细节，也要用望远镜把握趋势，在“芝麻”与“西瓜”的辩证关系中，还原历史作为“多样性统一”的本质。这种研究方法论的革新，或许比具体论点的突破更具长远意义，将推动党史研究从“阶段史”走向“整体史”，从“事件史”走向“结构史”，最终抵达更接近真相的历史深处。

七、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属于民族革命战争：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篇章，其作为民族革命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坚定的革命信念与精神传承： 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南方留守红军游击队员坚守信仰、不屈不挠，这种革命意志为当代提供了精神标杆。它启示人们在面对困难时保持韧性，传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成为激励后人克服挑战的精神动力。 2、对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贡献：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积极响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为后来全民族抗战的爆发奠定了基础。这一历程彰显了团结协作的重要性，对当代维护国家统一、凝聚民族力量具有借鉴意义。
3、战略坚持的现实启示：
南方三年游击战游击战争，通过灵活机动的战术，在敌后长期牵制敌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战略的准确把握。这种因地制宜、灵活应变的智慧，对当代应对复杂局势（如危机处理、战略布局等）提供了方法论参考，强调在困境中坚持战略定力的重要性。
4、人民战争思想的实践印证：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战争中，游击队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形成“军民鱼水情”，证明了人民群众是革命胜利的根本力量。这一经验对当代践行群众路线、凝聚社会共识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提醒我们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才能在国家建设中获得最广泛的支持。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属于民族革命战争范畴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其对民族革命的直接贡献，更在于它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和实践经验，为当代中国在精神传承、国家治理、民族团结等方面提供了深刻的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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