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永安青水畲族乡炉坵村,作为红军长征初期民族政策实践的关键地点,在中国革命史和民族关系史上具有特殊地位。
1934年7月,红九军团罗炳辉部护送北上抗日先遣队途经这个闽西北畲汉聚居区村落时,通过一系列尊重少数民族习俗、践行民族平等的实际行动,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系统执行民族政策的先河,为后续长征途中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
一、炉坵村民族政策实践的历史背景
长征前夕的民族工作探索:
炉坵村的特殊地理位置,位于福建省永安市青水畲族乡东北部,距乡政府所在地17公里,海拔600米。该村始建于宋朝,明清时期因地形得名"鸬鹚坵"或"鹭鸶坵",民国时期改为现名。村庄四面环山,苏坑溪纵贯而过,形成独特的自然环境。
在炉坵村实践之前,中国共产党虽已提出民族平等的理念,但多为理论层面的构想和局部地区的零星尝试。
1934年7月,红九军团护送北上抗日先遣队进驻炉坵村时,面对的是一个长期受民族隔阂与阶级压迫双重困扰的畲汉聚居区。这里的畲族群众既遭受国民党统治的剥削,又面临大汉族主义的歧视,对"外来军队"天然抱有警惕。红九军团与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炉坵村实践民族政策的这段历史,最核心的历史价值是其具有“源头性”意义。这一实践不仅是红军长征中执行民族政策的早期探索,它更直接体现了党与红军在革命时期就确立的“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少数民族”的核心原则,而不是抽象的政策条文,这是通过张贴抗日宣言、尊重畲族习俗、军民互助等具体行动,形成了“从实践到经验”的政策雏形,为后续红军在西南、西北等更多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
这种“源头性”让炉坵村的历史超越了地域范畴,成为理解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关键节点,也为当代民族工作的延续性提供了最直接的历史依据,其分量确实尤为突出。
二、红军在炉坵村的民族政策实践创新
尊重畲族语言文化的宣传方式: 红九军团在炉坵村张贴中共中央《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以及《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中国能不能抗日?》等宣传材料时,充分考虑到畲族群众的文化认知特点,专门邀请畲族"族老"用畲语进行宣讲,并安排汉族村民用畲语解读"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民族一家亲"等道理。这种尊重民族语言差异的做法,打破了传统的宣传模式。
红军严格遵守畲族民俗禁忌,在部队驻扎期间,红军绝不侵犯畲族民俗禁忌,甚至主动学习畲族礼节。用中草药为畲族群众治疗疾病、组织青年赤卫队保卫红军等。这种"不搞特殊、平等相待"的姿态,让畲汉群众第一次感受到"自己人"的温暖。
三、形成"宣传—尊重—互助—动员"的完整工作链
这些宣传民族政策的方式与之前的零散探索有很大的不同:
炉坵村的实践形成了系统化、多层面的工作模式:通过民族语言宣传党的政策、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军民互助建立信任、动员群众支持革命,形成了宣传闭环效应。这种模式不再是孤立的"个案善意",而是为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 炉坵村实践的历史意义与影响,是长征民族政策的"首次实战",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在万余红军参与的宏大历史场景中,以成建制规模、体系化方式推进民族工作。它标志着红军民族工作开始从"纸面部署"到"落地生根"的历史性突破,成为支撑长征胜利、奠定民族统一战线基础的历史里程碑。 炉坵经验为后续长征提供宝贵经验。是模范执行民族政策的经验,它直接影响了后续主力红军长征中的民族工作。1934年11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进入瑶、苗地区时发布的《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以及1935年红军在贵州、四川等地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都可以看到炉坵村经验的影子。
这一经验的精准核心——炉坵村作为红九军团与北上抗日先遣队执行民族政策实践的“最初试验田”,其价值不仅在于“先行”,更在于它为整个长征的民族工作筑牢了根基。 长征途中,红军途经众多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政策的执行直接关系到能否获得群众支持、能否顺利过境。炉坵村民族政策的实践经验,以“尊重习俗、平等互动、军民互助”的具体行动,验证了“民族平等、团结联合”政策的可行性,这种从实践中淬炼出的经验,比单纯的条文更具生命力,当红军后续面对彝族、藏族、回族等更多民族地区时,炉坵村的“先行经验”转化为可复制的方法论——比如如何通过尊重文化习俗消除隔阂,如何以实际行动赢得信任,如何动员群众参与革命。这种政策执行的延续性,为红军在复杂民族环境中突破封锁、获取支援提供了关键保障,从根本上支撑了长征的胜利推进。可以说,炉坵村的实践,是红军长征中“民族统战”成功的起点性注脚,其历史分量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四、在少数民族区域的抗日宣传,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理念深入推进的生动体现 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开启了在少数民族地区系统宣传抗日救国理念的实践:
它不仅让少数民族群众直观了解到红军的抗日决心和主张,打破了当时反动势力的歪曲宣传,更是在民族情感上拉近了红军与各族人民的距离。这种基于共同抗日目标的互动,既为后续民族地区的抗日动员埋下了种子,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全民族抗战作为核心目标,注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哪怕是在长征前的艰难处境中,依然坚定地践行着抗日救国与民族平等的双重使命。
1934年7月,红九军团与北上抗日先遣队在青水畲乡炉坵村首次开展少数民族区域的抗日宣传,其重要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民族危机深重的背景下,将抗日主张与民族工作相结合,开启了在少数民族地区系统宣传抗日救国理念的实践。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问题的重视,初步探索了在民族地区团结力量、共同抗日的策略,为后续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民族工作积累了早期经验。这一行动既丰富扩大了北上抗日的影响性,也加深了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和抗日主张的了解,为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抵御外侮奠定了基础。
五、促进畲汉群众对红军的支持
红军的民族政策赢得了当地群众的积极响应:
炉坵畲汉群众不仅为红军提供粮食、草鞋等物资,畲医还用偏方草药为伤员治疗,青年们还自发组织赤卫队参与保卫,更有村民主动加入红军队伍充当挑夫。这种双向奔赴的民族信任与军民互助,将"民族平等"从抽象理念,转化为生动实践。
炉坵村红色记忆具有历史与当代的双重价值,是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案例。炉坵村的经验证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促进民族团结的基础。当前各地推进的"红石榴家园"互嵌式社区建设、全国民族地区文旅融合发展等项目,都可以从炉坵村的历史实践中汲取智慧。
炉坵经验深刻揭示了其历史突破性——红九军团与北上抗日先遣队在长征初期对民族政策的大规模实践,是党在领导革命的进程中,首次在大范围、多民族场景下系统践行民族政策工作的重要标志。这种“第一次”的核心价值在于:它突破了以往局部地区的零散探索,以万余工农红军的规模,将“民族平等、团结联合”的理念转化为跨区域、成体系的实践(如统一的宣传口径、标准化的军民互动模式)。这种实践不仅为长征途中红军与各民族群众建立信任、获取支持扫清了障碍,更重要的是它为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构建广泛的统一战线提供了“底层逻辑”——即通过尊重民族利益、践行共同目标(如北上抗日),将各民族力量凝聚到革命洪流中。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这一实践是党从“局部革命”走向“全国性革命”进程中,在民族政策工作领域的里程碑,其奠定的统一战线基础,对后续全民族抗战乃至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形成,都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 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青水畲族乡炉坵村作为"红军长征路上途经的第一个少数民族乡"具有源头开端的重要意义。青水畲族乡保存了大量红军标语和革命遗址。炉坵村及周边的沧海村等地现存红军标语130多版300多条,是永安市最早的中国工农红军原创标语群,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和旅游开发价值。 乡村振兴与红色文化的双重融合,使今天的炉坵村成为承载这一历史场景的重要节点,它具有枣公里处里程碑意义。炉坵村现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烟叶、甜玉米及莴苣种植,村内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结合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发展特色旅游,将成为推动该村落振兴的重要途径。(共3334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