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坵村——罗炳辉炉坵实践与黎平会议

^主安安2025/7/24 17:33:40

炉坵村——罗炳辉炉坵实践与黎平会议

《罗炳辉炉坵实践与黎平会议》

1934年7月15日，罗炳辉率红九军团护送北上抗日先遣队，途经福建永安青水畲族乡炉坵村时开展的民族政策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征初期系统性执行民族政策的首次突破，‌这一大规模军事实践中的模范执行民族政策体现‌，对长征全局产生了重要的深远影响。炉坵村实践的核心经验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族政策从理论到实践的范式转换‌
1、“炉坵实践”首次将党的民族平等理念转化为大规模、成体系化的具体行动，北上抗日先遣队与红九军团，万余红军共同实践党的民族政策，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纪录：
“炉坵实践”是以“范式转换”切入深层逻辑，并兼具历史新意与当代价值的视角，它是从“理念宣言”到“主体共建”突破性的实践。在传统意义上民族平等理念，常以“政策输出”的形式存在，而“炉坵实践”的独特性在于让被政策覆盖的民族群体成为实践主体。万余红军并非单纯“执行政策”，而是在与当地民族的互动中（如共同生产、化解矛盾），让平等理念从“口号”转化为双方共同认可的行为准则。这种“双向建构”模式，打破了古代“怀柔羁縻”或近代“单向灌输”的惯性，开创了“政党引领、多元参与”的民族工作新范式。
2、这种“大规模实践”的隐性价值是制度试错与经验沉淀：

“炉坵实践”这种在中国革命史无前例的规模不仅是“纪录”，更暗藏着民族政策的“实战实验室”功能。在复杂的多民族环境中，红军必然面临语言隔阂、习俗冲突、利益协调等具体问题，而每一次的解决过程都是对政策细节的修正（如调整民族交往礼仪、优化物资分配方式）。这些从实践中提炼出的经验，后来间接影响了黎平会议与延安时期民族区域自治的早期探索，甚至它还为新中国民族政策体系提供了“底层实践样本”——这种“从具体问题到制度设计”的演进逻辑，比单纯的“理念宣传”更具持久影响力。红军在民族地区的每一步实践，好像看似是局部动作，实则都是在为整个革命大局铺砖搭瓦。
3、红军通过畲语宣讲：

红军邀请畲族"族老"用民族语言解读《北上抗日宣言》、尊重民俗禁忌，学习畲族礼节等方式，实现了民族工作从“纸面部署”到“落地生根”的跨越。这种“宣传—尊重—互助—动员”的完整链条，为后续长征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可复制的操作模板‌。

4、超越“民族工作”的辐射效应是政党形象的跨族群塑造：

“炉坵实践”的深层作用，在于通过民族政策的落地，完成了中国共产党“跨族群政治认同”的初次建构。对当时的少数民族而言，红军的平等行为（如尊重宗教信仰、保护民族财产）与旧政权的压迫性治理形成鲜明对比，这种“行为示范”比任何宣传都更能塑造政党形象。这种以政策实践为核心的“认同建构”路径，此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整合多元社会、凝聚跨族群共识的重要方法论，其影响远超民族工作领域，深刻关联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基础塑造。
简而言之，“炉坵实践”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理念落地”，更在于它无意中搭建了一套“理念—实践—制度—认同”的完整转化链条，为后来的中国民族治理体系提供了兼具操作性与思想性的原始模板。

二、‌构建军民信任的实践模型‌

1、红军以平等姿态打破畲汉民族隔阂： 部队不仅不侵犯畲族传统禁忌，还主动吸纳当地资源（畲医草药治疗伤员、村民提供物资）。这种双向互动催生了群众自发支援（青年组建赤卫队、村民参军），形成了“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期雏形。这种畲汉双向的信任机制，成为红军在长征中突破民族地区封锁的关键资源‌。

2、红军在炉坵村构建军民信任的实践，是红军长征中军民关系建设的重要缩影，它巩固了革命根基，为红军的行动提供保障： 畲汉军民信任的建立使红军获得了当地群众的真心拥护的资源，群众主动提供粮食、住宿、情报、带路等支持，极大地帮助红军在艰苦环境中解决生存和行动难题，为部队的休整、转移奠定了群众基础。这种信任让红军与群众形成利益的共同体，群众成为红军在当地开展工作的“底气与靠山”，有效应对了敌人的封锁和“围剿”。
民族平等与团结的核心思想‌，使罗炳辉坚信“彝汉平等”是团结少数民族的基础，部队进入彝族聚居区后，他指示红九军团通过“通司”（翻译）与群众沟通，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严格执行纪律以消除隔阂。其个人身份和行动极大增强了彝族同胞对红军的信任，为红军顺利通过凉山地区创造了条件‌。

3、红九军团护送北上抗日先遣队通过民族工作争取群众支持，红军得以在永安等闽西北地区快速推进，减轻了国民党“围剿”压力，为红军主力长征争取到了最宝贵的战略机遇和时间。
“炉坵实践”为红军长征经过多民族区域，提供了先行经验和范本，使红军在通过上述区域时，能迅速找到“开门”的钥匙，让国民党眼中的天堑变成通途，为红军长征争取了时间。

4、彰显革命军队性质，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
红军通过保护少数民族群众利益、严格遵守纪律（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如劳作、治病等），红九军团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让群众直观认识到红军与旧军队的本质区别。这种实践推动了革命思想在基层的传播，使更多群众了解并支持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事业，为后续革命工作的开展埋下了种子。

5、 积累了军民团结的宝贵经验，具有历史示范价值：
红军与炉坵村畲汉群众共同构建信任的实践（如平等对待群众、倾听群众诉求、与群众同甘共苦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民关系建设的经典案例，为后续革命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军民团结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这一实践深刻印证了“畲汉一家亲”“军民鱼水情”的重要性，是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

三、‌为长征战略转移创造政治条件‌
1、“炉坵经验”直接服务于北上抗日先遣队与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任务：
红九军团护送北上抗日先遣队通过民族工作争取群众支持，红军得以在永安等闽西北地区快速推进，减轻了国民党“围剿”压力，为红军主力长征争取到了最宝贵的三个月的战略时间。
“炉坵实践”与北上抗日先遣队、长征关系十分密切。从历史逻辑上来看，它确实在民族政策实践与长征战略任务的衔接上有重要的意义。北上抗日与长征的战略目标，从一开始就融入了民族工作的维度，使革命力量在战略转移中不仅考虑政治与军事行动，更注重团结各民族力量，这为后来主力红军在长征中处理民族关系积累了实践基础。
这种将抗日诉求与民族团结相结合的实践，有机地强化了革命运动的“民族性”特征，使北上抗日和长征超越了单纯的军事或政治行动，更具凝聚全民族力量的象征意义，为“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抗战精神埋下了早期伏笔。
可以说“炉坵经验”在战略转移与民族动员的结合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实践作用，让革命进程更贴合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实际国情。
2、服务战略推进和提供长征实践范本： “炉坵实践”在为长征创造政治条件的维度上，还暗藏多个易被忽略的深层意义。其一：它打破了国民党“民族隔离”的政治企图，瓦解“族群割裂”的策略。
当时，国民党常以“民族隔阂”为手段来削弱红军（如散布“红军压迫少数民族”的谣言，煽动族群对立），而“炉坵实践”中的“平等互动”的经验，恰恰成为破解这种政治围堵的利器。其次，当少数民族群众通过亲身经历识破谣言，不仅会主动为红军提供通行便利，更会自发成为“反谣言宣传员”——这种跨族群的信任传递，在客观上撕裂了国民党试图构建的“民族隔离带”，使红军在战略转移中避免了“孤军深入”的困境，从政治层面瓦解了敌人的“族群包围”战术。

3、构建“战略缓冲带”的隐性作用为后续部队预留生存空间：
“炉坵实践”积累的民族工作方法，让红军在闽西北等区域不仅“快速通过”，更无意间培育了一批“同情者群体”。这些受过红军平等对待的少数民族群众，在后续国民党“清剿”时，往往会以隐蔽方式（如藏匿物资、传递情报）帮助掉队红军或地方游击队。这种“群众基础的延续性”，使长征沿线及三年游击战争，形成了若干分散的“隐性缓冲带”根据地，既为战略转移中的红军提供了应急支援，也为革命火种的留存埋下伏笔——其价值不仅在于“即时助力长征”，而更在于为长期革命斗争保留了跨民族、跨区域的群众依托。
这种从“即时战略服务”到“政治空间拓展”再到“长期力量储备”的绵延递进的影响，让“炉坵实践”超越了单纯的“战术辅助”，而成为了红军在民族地区，实现“军事转移”与“政治扎根”双重目标的关键纽带。 4、“炉坵实践”形成《北上抗日宣言》与民族政策最早的呼应：
红九军团在炉坵村模范执行民族策政的先行实践经验，为中央红军后续长征中执行民族政策奠定了组织基础‌。“炉坵实践”在红军民族政策发展中具有关键意义。
5、《北上抗日宣言》蕴含团结各民族、共御外侮的精神：
红军在炉坵村通过与畲汉群众的互动，得到了早期民族政策具象化的呼应。红军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保护其利益，打破了历史上民族之间的隔阂与偏见，畲汉群众则以拥护和支持加以回应，这种双向奔赴的信任与团结，不仅让红军在当地获得了坚实支撑，更重要是为后续长征中，红军主力穿越众多少数民族区域探索出了核心路径——以民族平等、尊重和实际行动赢得信任，将少数民族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同行者”。
6、这把“钥匙”的核心作用：
“炉坵实践”是摒弃民族压迫的旧模式的“新钥匙”，它的建立是基于共同利益的民族联合，使得红军在复杂的民族环境中不再是孤立的行军者，而是成为各民族共同利益的维护者，从而为长征开辟了一条依靠民族团结的秘密“坦途”，也为党的民族政策在实践中的成熟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民族工作方法论的历史性突破‌ 相较于此前零散的地方性探索，“炉坵实践”首次在“万余红军跨区域行动”的宏观背景下验证了民族政策的可行性。其创新性体现如下：
1、语言适应性（双语宣传策略）红军首次以少数民族语言，开展北上抗日、及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工作。红军宣传队员采用畲语，开展抗日宣传及党的民族政策宣传工作，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它增进民族理解与信任，畲语是畲族群众日常生活使用的语言，红军以乡音畲语宣传，拉近了与畲族群众的距离，让他们能更直接切身、清晰地了解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和党的民族政策，减少了因语言障碍导致的误解，使畲族群众感受到红军对他们的尊重，从而增进了对红军的信任。
2、激发群众支持与参与：
红军宣传员将革命道理编成畲语山歌传唱，这种通俗易懂、贴合畲族文化习俗的宣传方式，深受当地群众喜爱，激发了畲族群众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积极性，也奠定民族团结基调，以畲语宣传是党和红军在长征初期，执行民族政策创新的雏形，体现了党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尊重，为后续长征途中团结其他少数民族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民族团结的基调，成为“炉坵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长征取得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3、文化包容性（主动学习少数民族礼仪）动员有效性（通过实际互助激发群众参与）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采取特殊政策维护少数民族的宗教与民族管理制度。 这些方法后被系统总结为“炉坵经验”，成为红军通过彝族、藏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重要指导原则‌。
4、民族政策先行经验：
红军尊重畲族习俗，不进祠堂打扰祭祀，买卖公平，还张贴抗日宣言，散发宣传材料，宣传党的政策，军民关系融洽。畲汉两者融合的作用，使炉坵民族政策的先行经验，体现党对民族问题的重视和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理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种经验的存在为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区域奠定了基础。

五、“炉坵实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从理论构想走向成熟实践的关键转折 正如历史学者评价，这一“零的突破”如同“打下地基”，不仅支撑长征初期的军事行动，更塑造后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雏形‌。
1、长征时期：
1934-1936年，罗炳辉作为红军高级将领，率部经过青水畲族乡炉坵村等少数民族地区时，他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尊重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成为早期党与红军民族政策的倡导者。
1935年，罗炳辉率红九军团进入凉山时，将在青水畲族乡炉坵村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从理论转化为具体行动的先行经验，通过“宣传政策+检查执行”双轨并行，确保部队不扰民、不掠夺，甚至主动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这一实践被评价为“长征中民族政策的全要素实战演练”‌。
2、在淮南抗日根据地时期：
他领导新四军第五支队开辟根据地，巩固了路东八县政权‌，这一过程中可能涉及团结当地少数民族，但具体政策倡导未被提及。 3、‌统战与民族工作关联‌：
1938年，罗炳辉任八路军副参谋长期间参与武汉统战工作‌，统战政策与民族政策有交叉性，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调“中华民族是整个的”‌。
4、“炉坵实践”经验：
第一次将党的民族政策从文件部署转化为跨区域、大规模的实战行动，打破了长征初期民族工作的僵局，为后续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执行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成为长征胜利的关键支撑。
“炉坵实践”的突破性价值的核心意义在于将党的民族政策从理论文件转化为具体行动，通过跨区域、大规模的实践，验证了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可行性，为后续红军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提供了直接借鉴，是长征中“政策先行”保障胜利的典型例证。
5、“炉坵实践”与罗炳辉的关联性：
罗炳辉作为少数民族（彝族）将领，亲身经历了国民党统治下民族压迫的现实，对民族不平等的危害有着切身的体会。这种个人经历使其更能理解少数民族的诉求，在推动“炉坵实践”中，更加注重政策的落地性和共情性。在尊重民族习俗、保障民族权益等具体措施上更贴合实际，这也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制定与执行者个人经验相结合的特点，增强了政策的说服力和执行力。

6、“炉坵实践”表明党的民族政策并非抽象理论，而是源于对民族问题的深刻认知和对人民需求的回应；
它表明了执行者的身份背景与实践经验，能有效促进政策与实际的结合，为解决复杂民族问题提供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宝贵经验，也凸显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民族工作中的独特作用。

六、红军在长征初期执行民族政策的实践，尤其是在炉坵村的突破性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政策从理论到实践的关键里程碑

1、炉坵村民族政策实践的突破性： 炉坵经验是长征初期‌历史背景与首次实战‌。 1934年7月，红九军团护送北上抗日先遣队途经福建炉坵村（今属青水畲族乡），面对长期受民族隔阂与阶级压迫的畲汉聚居区。红军通过尊重畲族习俗（如用畲语宣讲政策、避免触犯禁忌）和实际行动（如平等发放物资、学习畲族礼节），首次在长征这一宏大场景中系统性实践了民族平等政策‌。
2、‌民族政策落地的完整链条‌： 红军在炉坵形成了“宣传—尊重—互助—动员”的完整逻辑链。通过畲族“族老”用本土语言解读《北上抗日宣言》；‌以严格遵循畲族民俗，如不干扰祭祀活动；这种‌互助‌使当地畲医用草药救治伤员，群众提供粮食支援；‌动员‌了畲族青年组建赤卫队，村民主动参军‌。

3、‌战略意义‌：
这一实践为红九军团护送北上抗日先遣队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区域完成任务提供了保障，也为后续主力红军在长征中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炉坵经验直接支撑了长征的胜利，并奠定民族统一战线基础‌。

七、罗炳辉民族政策的倡导者与红九军团的角色

1、‌罗炳辉将军事行动与模范执行民族政策相结合‌，创造了军事斗争与民族政策双翼的斗争模式：

罗炳辉作为红九军团军团长，在长征中不仅以“战略骑兵”著称（如老木孔战斗的疑兵战术‌），更是在炉坵村等少数民族地区将军事行动与民族政策相结合。其部队的纪律严明，为民族工作创造了条件。
2、‌罗炳辉是炉坵实践的直接推动者‌： 罗炳辉作为红七军团的主要领导、红军队伍中的少数民族高级干部，通过炉坵村的实践，首次将党的民族政策从文件转化为大规模行动，成为长征民族工作的“全要素的实战演练”‌。这一先行经验对后来红军用于其他少数民族区域，对长征民族政策的深远影响
3、‌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折‌：
炉坵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从“纸面部署”转向“落地生根”，其经验比早期零散探索更具系统性‌。
红九军团在长征中持续贯彻类似政策，例如1935年途经贵州时通过改善群众关系巩固后勤支援‌。这些实践为抗战时期根据地民族工作（如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积累了经验。
4、炉坵村的民族政策实践是红九军团在罗炳辉领导下对长征战略的重要贡献： 炉坵经验不仅解决了当时军事行动中的后勤与动员问题，更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史上的关键节点‌。其经验对后续革命战争和民族团结具有深远意义。

八、军事行动与民族政策结合的原点
1、红九军团护送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永安青水畲族乡炉坵村模范执行民族政策，是重大军事行动与模范执行民族政策相结合的历史原点：
其先行经验的价值不仅在于为红军长征主力部队提供了“如何通过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经验，更与后续诸如“黎平会议”等重要节点，形成了历史逻辑的呼应，它的核心体现在政治与军事两重递进关系中。
2、从“个案实践”到“政策共识”的铺垫： 炉坵经验的成功证明，“尊重民族习俗、争取群众支持”能为军事行动扫清障碍——畲族群众为红军带路、提供物资的事实，让红军领导层直观认识到民族工作的战略意义。这种认知在长征途中不断累积，最终在黎平会议等重要决策中转化为明确的政策导向，比如会议强调“必须坚决反对民族压迫，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本质上是对炉坵等早期实践的系统化总结，使“民族政策为军事行动服务”从“自发行为”变成“自觉策略”。
3、从“局部经验”到“全局适配”的延伸： 炉坵经验的核心是“具体问题具体解决”——针对畲族的生产生活特点制定对策；而长征中面对彝族、藏族、回族等更多元的民族情况时，这种“因地制宜”的思路被进一步拓展。黎平会议后，红军在处理与不同民族的关系时，既坚持“平等团结”的总原则，又灵活调整具体方式（如与彝族达成“彝海结盟”、向藏族土司宣传“共同反蒋”），本质上是炉坵“军事与民族工作结合”理念的跨地域、跨民族适配，印证了这一早期经验的普适性价值。

九、“炉坵实践”到黎平会议的政策深化，再到长征中一系列民族工作的成功，这条线索清晰展现了：
1、党的民族政策不是凭空产生的教条，而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淬炼、丰富的“活的智慧”，而炉坵作为这一智慧的起点，其历史分量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时空范畴，成为理解中国革命中“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关键密码。 2、“炉坵实践”是红军长征时实施民族政策的源头与预演，为红军主力长征途中团结多民族群众提供了范本。
1934年12月18日，中央召开的黎平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北上湘西的错误主张，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向黔西北进军的正确建议，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这种经验的存在，使红军在黎平会议后确定向贵州转兵时，更有信心和经验进入多民族地区，避免陷入绝境，开始从长征出发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赢得了主动。 3、红九军团“炉坵实践”民族政策经验的重要作用：
红九军团通过青水畲族乡炉坵时积累的经验，证明尊重民族习俗、宣传党的政策能够赢得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这一经验为红军后续通过其他少数民族区域提供了借鉴，使得红军能够更快地与当地少数民族建立良好关系，从而争取到宝贵时间和有利的战略途经，保障了红军战略转移的顺利进行。

十、黎平会议的时代背景

1、军事形势严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由于“左”倾错误领导，红军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时损失惨重，兵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蒋介石调集重兵在湘西布下口袋阵，企图围歼红军，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2、战略方向争议： 红军长征中，“左”倾领导人仍坚持原定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但这一计划已被敌人识破，继续执行将导致红军陷入重围。毛泽东等同志主张放弃原定计划，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一正确意见在通道会议上未被完全采纳，战略方向的争议亟待解决。
3、黎平会议的意义：
会议及时扭转战略方向，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正式放弃向湘西进军的计划，确定向贵州北部进军，在川黔边区建立新的根据地。这一决策打破了蒋介石的围歼企图，使红军摆脱了被动局面，为长征胜利开辟了新的战略路径。

4、初步纠正“左”倾错误：
会议否定了“左”倾领导人的错误军事路线，肯定了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第一次独立自主解决重大军事战略问题的会议，为后续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
5、凝聚革命力量：
会议统一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思想，稳定了军心士气，使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重新明确了前进方向，为红军顺利渡过乌江、占领遵义创造了条件，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幼年走向成熟。

十一、“炉坵实践”对黎平会议的民族政策产生影响：
炉坵实践为黎平会议民族政策提供了经验借鉴和理念基础，黎平会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和深化了民族政策，对长征的顺利推进产生了积极影响。
1、提供实践经验：
炉坵是红军长征中接触少数民族地区的首个重要站点，红军在此制定了严格的民族政策，如尊重畲族习俗，不进祠堂打扰祭祀，买卖公平，还用盐巴、针线换取粮食等。这些实践让红军积累了与少数民族交往的先行经验，为黎平会议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现实依据。
2、奠定思想基础：
红军在炉坵特意组建畲语宣传队，将革命道理编成山歌传唱，播撒下了“民族平等、团结友爱”的火种，使红军认识到宣传民族政策、争取少数民族支持的重要性，为黎平会议强调民族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促使会议更加重视民族问题。
3、黎平会议的民族政策内容。强调民族工作重要性 ：
黎平会议后，红军总政治部下达了相关指示，着重强调把少数民族工作提高到关系实现红军战略任务的高度，指出红军今后在中国的西北部活动，到处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争取少数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对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意义。
4、规定具体民族政策：
红军政治部下达了“不杀苗民土豪，不打苗民中有信仰的甲长、乡长”“每人备一件东西送给苗家（人）”等通告，体现了对少数民族的尊重和团结，旨在改善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赢得他们的支持。
5、黎平会议民族政策对长征的影响，使红军赢得群众支持。黎平会议的民族政策使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获得了当地群众的支持。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群众为红军筹粮、架桥、带路等，让红军在物资和人力上得到补充，有利于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聚集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
6、稳定军心士气 ：
黎平会议确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同时强调民族政策，使红军战士认识到革命事业得到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增强了他们对革命胜利的信心，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让经历长征初期挫折的红军重新焕发斗志。
7、促进民族团结：
这些民族政策增进了红军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促进了民族团结，为红军在长征后续过程中更好地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范例，也为红军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有利于红军顺利完成长征。

十二、炉坵民族政策先行经验
1、炉坵经验：
1934年7月，红九军团护送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入永安青水畲族乡炉坵村。在此期间，红军尊重畲族习俗，不进祠堂打扰祭祀，买卖公平，还张贴抗日宣言，散发宣传材料，宣传党的政策。当地汉畲群众为红军编草绳、打草鞋、送粮食等，军民关系融洽。炉坵村的实践是红军长征时实施民族政策的源头与预演，为红军主力长征途中团结多民族群众提供了范本。
2、黎平会议精神 ：
1934年12月18日，召开的黎平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正式放弃向湘西进军的计划，确定向贵州北部进军，在川黔边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北上湘西的错误主张，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向黔西北进军的正确建议，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使红军避免陷入绝境，开始从长征出发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赢得了主动。 这一决策打破了蒋介石的围歼企图，使红军摆脱了被动局面，为长征胜利开辟了新的战略路径。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第一次独立自主解决重大军事战略问题的会议，为后续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 会议统一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思想，凝聚革命力量稳定了军心士气，使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重新明确了前进方向，为红军顺利渡过乌江、占领遵义创造了条件，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幼年走向成熟。 3、两者融合的作用：
炉坵民族政策的先行经验，体现了党对民族问题的重视和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理念，这与黎平会议中强调的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战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相一致。这种经验的存在，让红军在黎平会议后确定向贵州转兵时，更有信心和经验去团结贵州等地的少数民族群众，为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区域奠定了基础。
4、红九军团经验的作用：
红九军团通过青水畲族乡时积累的经验，证明了尊重民族习俗、宣传党的政策能够赢得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这一经验为红军后续通过其他少数民族区域提供了借鉴，使得红军能够更快地与当地少数民族建立良好关系，从而争取到宝贵时间和有利的战略途经，保障了红军战略转移的顺利进行。 综述：红军在炉坵村构建军民信任的实践，是红军长征中军民关系建设的重要缩影，它巩固了革命根基，为红军行动提供保障。这种军民信任的建立使红军获得了当地群众的真心拥护，群众主动提供粮食、住宿、情报等支持，帮助红军在艰苦环境中解决生存和行动难题，为部队的休整、转移奠定了基础。这种信任让红军与群众形成利益共同体，群众成为红军在当地开展工作的“靠山”，有效应对了敌人的封锁和围剿。 炉坵经验彰显了革命军队的性质，扩大了政治影响。通过保护群众利益、严格遵守纪律，践行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让群众直观认识到红军与旧军队的本质区别。这种实践推动了革命思想在基层的传播，使更多群众了解并支持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事业，为后续革命工作的开展埋下了种子。 炉坵经验积累了军民团结的宝贵经验，具有历史示范价值。它构建信任的实践，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民关系建设的经典案例，为后续革命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军民团结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这一实践深刻印证了“军民鱼水情”的重要性，是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共10809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