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孝义：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型的战略升维——

^主安安2025/8/31 11:33:17

安孝义：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型的战略升维——

谨以此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

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型的战略升维——以永安发布《北上抗日运动抗日宣言》为原点的历史考证

摘要

1934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在福建永安集结地发布《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并派遣先遣队从永安出发北上抗日。
这一历史事件，并非是局部的军事行动，而是中国共产党基于民族危亡之际、立足全党、全军的战略视野，实现了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型启动的核心原点。
本文结合中央文献资料记载与地方实践档案、田野调查等揭示《宣言》对中共革命目标、力量定位、历史方向的首次重塑价值，论证永安作为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战略转型起点的历史必然性，阐明此次战略升维为北上抗日、长征、三年游击战争，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在全面抗战成为民族革命中流砥柱的领导核心奠定的关键基础，明晰了其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的重要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阶级革命；民族革命；战略转型；《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北上抗日先遣队；福建永安

一、永安发布《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共产党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战略转型的核心原点

1934年，中央苏区遭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同时，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塘沽协定》等不平等条约，加剧了对华北的侵略，民族危亡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共中央在福建永安发布《宣言》，并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践行宣言的抗日救国主张，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以“工农阶级夺权”为核心的阶级革命，正式转向以“民族救亡”为核心的民族革命，其战略转型的价值通过三重维度的突破得以彰显：

1、革命目标突破——从“阶级利益优先”到“民族利益至上”：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收录的《宣言》原文明确提出：
“我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为拯救中华民族而战，为解放工农群众而战……一切愿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职业、不分男女老少，都应当联合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这一表述彻底地扭转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以工农阶级专政为核心”的阶级革命目标定位，首次将“拯救中华民族”置于“解放工农群众”之前，完成革命核心逻辑从“服务阶级诉求”到“承载民族使命”的根本校准。
从实践层面看，《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2010年）记载，《宣言》发布后一个月内，中央苏区在“扩红十万”等宣传标语中，“抗日救国”“北上抗日”等民族革命主题占比，从15%跃升至82%；湘赣省苏维埃政府1934年9月《新兵征集统计报告》显示，当月动员的2800名新兵中，因“抗日参军”主动报名者达1904人，占比68%，远超此前“保卫苏区（阶级革命目标）”动员的39%，福建永安也有大量人员参加红军，仅安砂一地就有30余人有名有姓的青年加入北上抗日先遣队，它印证革命目标转型已深入基层动员环节，也为北上抗日先遣队补充了首批以“抗日”为目标的兵力。

2、力量定位突破——从“苏区割据武装”到“民族抗日先锋队”：

永安《宣言》发布后，党中央立即以红军第七军团为基础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收录的《中革军委关于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命令》（1934年7月5日）明确任务：“率部从永安集结地出发，向闽浙赣皖进军，宣传《北上抗日宣言》精神，牵制国民党军‘围剿’主力，为红军主力北上抗日探路。”这一部署彻底改变此前红军“固守苏区、开展阶级斗争”的局限，将北上抗日先遣队成功塑造为“走向全国、承载民族抗日使命的军事武装的战略力量”。
北上抗日先遣队在闽浙地区的行动极具标志性：7月下旬从永安出发后，首战攻克福建大田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宣言》，当场吸纳30余名矿工参军；8月进入福建尤溪，联合当地农会捣毁国民党“粮捐局”，分粮给农民时同步传播抗日主张，使“红军抗日”认知覆盖尤溪、沙县等5县乡村；9月进入浙江庆元，在竹口乡与国民党军第34师遭遇战中，以“抗日救国”号召激发士气，击溃敌军1个团，缴获枪支200余支，战后当地120余名青年主动加入队伍。据《寻淮洲将军传》（朱永来著，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记载，先遣队在闽浙两省累计张贴《宣言》副本1.5万余份，召开群众大会28场，覆盖民众超8万人次，部队规模从初始6000余人扩至8000余人，其中闽浙籍战士占比达35%，彻底打破此前红军“以苏区工农为主体”的构成模式，验证了“民族抗日先锋队”的跨阶级吸引力。

3、历史方向突破——从“被动突围”到“主动引领民族救亡”：

永安《宣言》发布前，中共中央曾就“是否固守中央苏区”存在争议，而永安《宣言》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将“被动应对反‘围剿’的失利”转化为“主动引领民族救亡方向”。《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收录的《关于红军战略转移与北上抗日的报告》（1934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周恩来指出：“北上抗日不是单纯的军事转移，而是政治战略核心——通过‘抗日’旗帜，跳出苏区局限，让全国民众看到共产党为民族生存而战的立场，这是争取民心、打开革命新局面的关键。”
从历史影响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记载：先遣队在闽浙地区的行动直接牵制国民党军第49师、第7师及浙江保安旅共4个师、2个旅兵力，迫使国民党暂缓对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进攻，为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创造关键战略空间[8]；更重要的是，永安《宣言》通过上海《申报》（1934年7月25日）、北平《晨报》（1934年8月10日）等主流媒体转载，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斗事迹也随之传播，首次让“中共抗日”主张与实践进入全国公众视野，打破国民党“中共只搞阶级内斗”的舆论抹黑，福建《江声报》（1934年8月12日）甚至转载先遣队在大田的抗日宣传内容，称其“反映了民众抗日诉求”。

二、永安：中国共产党战略转型的历史起点

永安成为《宣言》发布地与北上抗日先遣队集结出发地，并非是地理的偶然属性，而是基于其在中央苏区战略布局中的特殊功能——既是“苏区-白区”的过渡枢纽集结地，又是民族革命实践的“先行试验场”，结合《福建省志•党史志》《永安革命史档案》等史料，其作为转型起点的必然性体现在三方面：

1、永安区位枢纽价值——民族革命主张与行动的“首发节点”：

永安地处闽中腹地，西接长汀（中央苏区核心区，3天可达），东连福州、温州（国民党统治区，通过闽江航运7天可抵福州），北通赣东北（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根据地，驿道5天可至），这种“苏区-白区”过渡带红白交集的特征，使其成为党发布民族革命纲领、派遣北上抗日先遣力量的理想节点。《永安市志》（永安市地方志编辑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94年）记载，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永安出发后，通过“永安-沙县-南平”驿道与闽江水路，5天内将《宣言》传递至闽江沿岸城市，1个月内扩散至上海、南京等全国主要城市，同时先遣队的战斗足迹也成为“活的宣言”，让民族革命主张从“纸面纲领”转化为“实际行动”。
同时，永安周边客家村落与畲族聚居区是中央苏区“扩红”的重要来源地，《燕江红旗》（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统计，《宣言》发布后1个月内，永安本地1200余名青年参加北上抗日先遣队，占先遣队总兵力的20%，其中小陶镇1个村就有87人报名，村民在参军誓言中写道“为抗日救国，愿随红军北上”，成为先遣队中首批“永安籍抗日力量”。

2.、实践试验价值——民族革命策略的“先行验证样本”：

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永安及闽浙沿途的实践，为全党民族革命策略提供了关键验证。
其一：探索“跨阶级联合抗日”模式：《永安革命史档案汇编（1934-1935）》（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2014年）收录的《红军与商会往来函件》（1934年7月）记载，先遣队在永安期间，与当地商会（含绸缎庄、粮行、药铺等23家商户）达成“抗日物资互助协议”——商会为先遣队提供粮食500石、布匹300匹、药品20箱，先遣队则派小分队保护商户免受国民党散兵劫掠，协议中“不分工商阶级，共赴国难”的表述，成为“阶级利益让位于民族利益”的直接体现，永安西洋、青水、槐南也成为红军筹款（银元）的重要区域。沙县商会甚至组织“抗日募捐队”，为先遣队筹集银元800余元。这一模式随后在浙江庆元淳安等地如法复制，收到极佳效果。
其二：青水畲族炉坵村担任护送任务的红九军团模范执行民族政策，聘请当地族老在商业古街宣讲红军民族政策，首次验证了“大规模军事行动与民族政策宣传相互结合”的路径：先遣队每攻克一地，均先行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宣言》，再开展军事行动。在福建大田、尤溪，先遣队攻克县城后，先组织“抗日宣传队”沿街讲解《宣言》内容，再处置国民党贪官污吏，当地民众不仅未出现恐慌，反而更加主动为红军带路；在浙江遂昌，1934年10月先遣队通过宣传动员，组建“遂昌抗日自卫队”，配合先遣队击溃国民党保安团1个连，缴获枪支32支，战后自卫队20余人加入先遣队。这一“宣传先行、军事跟进”的策略，成为后来八路军、新四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的重要经验，其源头正是北上抗日先遣队在闽浙等地斗争的先行实践。

3、永安历史坐标价值——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型的“时间锚点”

从历史脉络看，永安《宣言》发布与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是党从阶级革命转向民族革命的“第一块里程碑”的零公里处。
1935年8月《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对《宣言》“联合抗日”主张的延续深化；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均是北上抗日先遣队探索的“跨阶级联合”策略的全面落地；抗战时期，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从初始的4.6万人发展到120余万人，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其历史源头正是永安时期“以民族利益为重”的战略转向与先遣队的实践探索。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评价：“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永安出发的行动，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民族革命道路的重要尝试，它让党在民族危亡时刻树立起抗日旗帜，为党成为民族革命领导核心奠定了实践基础与群众基础。”

三、永安转型原点定位的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将永安确立为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型的“起始原点”，并非对既有党史叙事的简单补充，而是从“纲领-实践-影响”的三维维度新的出发，是对中共革命历程关键转折的重新锚定，其在党史研究领域的创新性与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永安转型填补民族革命起点研究空白——深化革命阶段划分的精准性：

长期以来，党史学界对1930年代中期党“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型”的研究，多以1935年《八一宣言》或遵义会议为核心节点，侧重“政策纲领的正式调整”，却对1934年永安时期的“转型源头实践”关注不足，导致转型叙事存在“从主张到落地”的逻辑断层——既缺乏纲领突破的“首次性”证明，也缺少实践探索的“源头性”支撑。
而将永安定位为“起始原点”，通过《宣言》“首次明确民族利益至上”的纲领突破（早于《八一宣言》13个月）、从福建永安出发的先遣队的行动，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以工农红军这一正规的武装抗日力量的身份行动，进入全国抗日斗争”的实践探索（早于红军主力北上抗日13个月），第一次完整地串联起“理论主张-武装实践-基层响应”的转型闭环。这一定位使中共革命历程的阶段划分，从“1935年政策转折”向前延伸至“1934年以永安原点”，将“模糊的过渡阶段”转化为“可考证、可量化”的具体节点（如《宣言》发布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动，红九军团的侧应护送等，苏区宣传主题占比发生变化、先遣队跨阶级征兵数据），填补了“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战略转型起点从何处开始”的学术空白，让革命阶段划分更贴合“理论先行、实践跟进”的历史实际。

2、永安明晰性质转变核心逻辑——丰富战略转折的实践维度

既有的研究对“革命性质从阶级夺权向民族救亡转变”的论述，多停留在宏观政策演变层面，如分析《八一宣言》如何提出统一战线主张，却较少聚焦“政策如何通过政治和军事的基层实践得以验证”——即党如何审时度势打破“阶级革命惯性”，通过具体行动证明“民族革命路线的可行性”。
以永安为原点的研究，恰好弥补解决了这一历史缺陷：通过《永安革命史档案》中红七军团攻克永安成立苏维埃政权，组织店员支部，以及“先遣队与商会互助协议”的地方微观史料，可以清晰看到党以民族大义为重，适时“放弃阶级对抗、优先民族利益”的具体策略；通过闽浙地区“非工农青年参军占比达23%”的量化数据，能直观验证“民族革命主张的跨阶级吸引力”；通过先遣队“宣传先行、军事跟进”在遂昌的战斗案例，可以还原“民族动员如何转化为实际战斗力”。这些细节不仅让“性质转变”从抽象概念变化为“可感知的历史进程”，更揭示出战略转折的核心逻辑——并非单纯的顶层设计调整，而是“纲领指导实践、实践反哺纲领”的动态互动，丰富了党史研究中“理论加实践”关系的分析维度。

3、联动地方与全国党史——凸显基层实践的历史分量：

传统党史研究，多以“中央决策-全国推广”为叙事主线，地方党史事件常被视为“全国战略的局部响应”，难以进入核心转型叙事。而永安转型原点的这一定位，首次将地方节点纳入全国党史的关键转折框架，明确其“试验场”与“首发站”的核心角色。
从功能看，永安“苏区向白区过渡带”的区位优势，使其成为党测试“民族革命主张传播效率”的理想样本——通过九龙溪闽江水路将《宣言》快速传递至全国，验证了“从地方发布到全国扩散”的可行性；从实践看，先遣队在永安的“跨阶级合作”“民众总动员”等探索，为后续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累了“可复制的基层经验”；从影响看，永安本地1200余名青年参军的案例，成为“民族革命目标如何激活地方力量”的典型证明。这种定位打破了“地方党史仅为补充”的传统视角，构建起“地方党史实践支撑全国战略、全国战略引领地方斗争实践”的联动叙事，让党史研究更加立体化地呈现“中央与地方互动推动革命进程”的历史全貌。

四、结语：战略转型的历史意义与新时代传承

永安《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征，其共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完成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战略的最早升维——《宣言》以纲领形式打破“阶级革命专属”的局限，将党领导的革命与全民族生存需求深度绑定；先遣队在永安及闽浙地区的实践，验证了民族革命路线的可行性，推动党从“苏区武装割据的政党”成长为“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全国性政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战胜利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组织与实践基础。
从新时代视角看，此次战略转型与先遣队实践蕴含的“民族利益至上”“凝聚全民族力量”“在困境中主动求变”的精神内核，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在当前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人民为中心”，正是对永安时期民族革命精神的传承与发展。永安作为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型的起点，其历史价值不仅在于“发布一份宣言、出发一支队伍”，更在于锚定了党“从领导阶级革命到领导民族复兴”的历史方向，成为理解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为人民服务”最为重要的关键的历史坐标。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档案史料[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 胡绳主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5]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6] 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永安革命史档案汇编（1934-1935）[Z]. 永安：内部资料，2014.
[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档案[Z]. 南京：内部资料，2005.
[8]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红军长征史[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10]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 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
[11]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12] 朱永来. 寻淮洲将军传[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13] 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燕江红旗[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14] 永安市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永安市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94.
[15]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福建省志•党史志[M]. 北京：方志出版社，2010.
[16]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17] 力平. 中国红军长征史[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18] 李安葆. 长征史[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
[1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1987.12）[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21] 任建树.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大事本末[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2] 人民出版社.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23] 李庆山. 大长征[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24]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红军长征回忆史料[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25]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历史的惊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实[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 红色铁流——红军长征全录[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2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 今日长征路图集[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28]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上、下册）[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29] 星火燎原编辑部. 解放军将领传[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30] 张知. 方志敏将军传[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31] 陈辛仁. 罗炳辉[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
[32] 王辅一. 罗炳辉将军传[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33] 《粟裕传》编辑组. 粟裕传[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
[34] 陆永棣，刘子健. 方方传（讨论稿）[Z]. 广州：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1982.
[35] 熊敏. 血红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实[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36] 程小波. 血染归途——方志敏和北上抗日先遣队[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37] 郜建辉. 天殇——红色抗日先遣队殉难始末[M].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
[38] 唐志全，陈学明. 对方志敏和北上抗日先遣队与出征的研究[Z]. 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未刊.
[39] 李德安. 忆红九团[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40] 叶永烈.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红色三部曲”之二[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
[41] 中国青年出版社. 红旗飘飘（18）[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
[42] 闽粤赣边区史编审领导小组. 中共闽粤赣边区史[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43] 方志敏，邵式平等. 回忆闽浙皖赣苏区[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44] 廖开助. 福建革命战争史稿[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
[45] 中共福建省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 闽西人民革命史（1919—1949）[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46] 《军事大辞典》编辑委员会. 军事大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
[47]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简明军事百科词典[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
[48] 李松林，齐福麟，许小军，张桂兰. 中国国民党大事记[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49] 漳平地方志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宁洋县志（清康熙元年刊本）[M].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
[50] 三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三明市志[M]. 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
[51] 清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清流县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94.
[52] 漳平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漳平县志[M]. 北京：三联书店，1995.
[53] 连城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连城县志[M].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
[54] 长汀县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长汀县志[M]. 北京：三联书店，1993.
[55] 龙岩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龙岩市志[M]. 北京：中国科技出版社，1993.
（共8652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