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孝义：永安发布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主安安2025/9/9 18:01:20

安孝义：永安发布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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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发布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是中共中央领导下通过北上抗日与长征实现政治与军事双重奔赴的历史源点——是奠定西北抗日大本营的基础》


1934年7月15日，在中共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福建永安联合发布《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北上抗日先遣队同步发布了《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中国能不能抗日？》等三部配套宣言书。

永安宣言的本质是中共为主动统筹革命全局、应对民族危机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党将政治意志转化为军事行动纲领的关键的第一步。

在中央苏区面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军事绝境下，红军虽需通过战略转移，达到摆脱敌人的封锁并完成“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当时，中共中央并未陷入“完全被动求生”的局面。

毛泽东的影响还在产生巨大的影响，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机构与军事能力还基本保持完整，而果断地从“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出发，率先以宣言形式明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向——公开宣示“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将红军的军事力量转移升华为“捍卫民族利益”的正义行动，使从福建永安出发的先遣队“北上抗日”行动，使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行动，从单纯的军事计划转变为党领导下凝聚全党、全军革命意志的政治纲领。

这四份诞生并公开发表于永安的中共纲领性文献，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基于民族危亡与革命形势变化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的产物，它是党中央以“最大的决心”“为了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为核心的总目标，它为北上抗日与后续的长征划定行动方向，最终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通过政治、军事的双重奔赴实践，北上抗日宣言以纲领性文献体系，筑牢西北抗日大本营根基。

一、北上抗日宣言是中共中央领导北上抗日与长征政治与军事双重奔赴的战略旗帜

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

1934年7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福建永安集结地正式组成，并与担任护送任务的红九军团会师，部队以沿途散发传单的形式发布中共中央《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标志着北上抗日的正式开始，也成为后来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序曲。从永安出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长征的前锋，揭开了北上抗日暨长征的序幕。

1、北上抗日宣言发布：

它标志着北上抗日的正式启动，也成为红军长征的序曲。该宣言并非是单纯的政治声明，而是中共中央以“最大的决心”“为了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民族革命的总目标，是将政治意志与军事行动深度绑定的战略纲领。
永安宣言的本质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主动统筹革命全局、应对民族危机的战略举措，是党将政治意志转化为军事行动纲领的关键一步。彼时，中央苏区面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军事绝境，红军虽需战略转移，但中共中央并未陷入“完全被动求生”的局限，而是主动地从“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出发，率先以宣言形式明确战略方向——公开宣示中共“将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将红军的军事力量的战略转移，升华为“捍卫民族利益”的正义之举，使从福建永安出发的先遣队“北上抗日”的行动，从单纯反“围剿”的军事计划，转变为党领导下凝聚全党、全军革命意志的政治纲领。
从历史实践看——永安宣言是北上抗日与长征“双重奔赴”的核心驱动力。

2、永安宣言的战略价值迅速落地：

中共中央高层的随军直接领导与指挥，更是这场双重奔赴的“定盘星”。
遵义会议纠正“左”倾错误、四渡赤水河灵活机动、确定陕北为革命大本营落脚点，一系列精准决策让红军在千难万险中始终掌握战略主动，真正实现“万水千山只等闲”的从容突破。

3、永安宣言是以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的“最大决心”：

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开启政治与军事双线并行的罕见奔赴，它既为长征注入明确的抗日使命，更成为中共中央带领红军化险为夷、最终在西北重建革命大本营，并在第一时间投身抗战的关键支撑。
一方面，中央明确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略任务是向闽浙皖赣地区进军，以军事行动牵制国民党兵力，为后续中央红军长征创造战略空间；另一方面，中央通过宣言向全国传递“中共坚决抗日”的政治信号，打破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舆论封锁，为党领导下的政治、军事双重奔赴争取外部支持。可以说，宣言从酝酿、发布到落地，始终贯穿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它是党领导革命从“局部突围”走向“全国布局”的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战场上的退却，转而向民族革命战场敌人的进攻的转折点。

4、从历史影响看——宣言直接为西北抗日大本营的建立与抗战投入铺平道路：

永安宣言驱动北上抗日与长征政治、军事的双重奔赴，使中共中央带领的红军在1935年抵达陕北后，能够迅速将陕北根据地建设为革命最高层大本营——这里既是“北上抗日”长征目标的阶段性落点，更是直面华北抗日前线的战略枢纽。
依托这一大本营，中共中央第一时间调整了政策。1935年发表《八一宣言》、1936年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率先改编红军为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新四军也坚持在敌后开展斗争，真正实现“宣言承诺-长征奔赴-抗战实践”的历史闭环。可以说，没有北上抗日宣言奠定的政治方向与军事目标，长征将失去核心使命，西北大本营建立将缺乏明确战略依据，中国共产党也难以在抗战爆发之初就以成熟姿态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二、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双重奔赴：政治凝聚与军事突破并行

1、在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北上抗日与长征成为一场政治、军事深度融合的双重奔赴：

中国共产党通过精准决策与高效指挥，确保这一双重奔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最终突破重重困境。
永安宣言是以中共中央首次向世界、向全国公开宣示“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主张，打破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舆论桎梏，将红军的军事行动升华为捍卫民族利益的正义之举，为长征赋予超越“战略转移”的政治高度。
它在军事属性上使红军不再是单纯的“军事突围求生存”，而是“为抗日救国而北上”。这一政治定位，使我党和红军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同情与支持，迅速凝聚了内部作战意志。在军事属性上，则赋于“北上抗日”的政治方向，永安宣言明确红军“北上向抗日前线进军”的军事目标，直接为后续长征的政治纲领和路线规划定调，使红军每一次行军、每一场战斗都围绕“靠近抗日前线、积蓄抗日力量”而展开，确保军事行动始终服务于抗日大局。

2、政治与军事的双重奔赴——以中央意志凝聚力量，筑牢精神根基：

永安宣言的政治与军事属性互为支撑不可分割。
中共中央始终将“抗日共识”的构建作为政治奔赴的核心，通过宣言主张的贯彻，让“北上抗日”成为全军上下的共同信念。长征途中，湘江战役后红军兵力从8.6万锐减至3万余人，雪山草地的极端环境更让物资补给陷入绝境，但中共中央通过各级党组织持续宣传宣言精神，明确“行军是为了抗日救国，牺牲是为了民族利益”的政治意义，将革命理想与民族使命紧密结合。这种在中央领导下的政治动员，让红军战士在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极限下保持高昂斗志，即便面临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干扰，仍能坚定“北上”方向，避免了队伍溃散，完成了“从被动转移到主动担责”的政治跨越。
这种双重奔赴的重要性在于：

①政治属性：

它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首次向全国公开宣示“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主张，打破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舆论桎梏，将红军的军事行动升华为捍卫民族利益的正义之举，为长征赋予超越“战略转移”的政治高度。

②军事属性：

红军不再是单纯的“军事突围求生”，而是“为抗日救国而北上”。这一政治定位，使我党和红军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同情与支持，迅速凝聚了内部作战意志。它的军事属性，则暗藏于“北上抗日”的政治方向的指引中：宣言明确红军“向抗日前线进军”的军事目标，直接为后续长征的政治纲领和路线规划定调，使红军每一次行军、每一场战斗都围绕“靠近抗日前线、积蓄抗日力量”而展开，确保军事行动始终服务于抗日大局。

3、在中共中央的指导——红军以实际行动践行宣言主张：

先遣队沿途散发百万份抗日宣传品，严格执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通过“炉坵经验”等举措团结少数民族，用行动证明党领导的军队是“抗日救民”的力量。这种实践不仅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抹黑，更赢得了工农群众、爱国知识分子的支持，为后续在西北立足积累了群众基础，让“中共领导抗日”的政治形象深入人心。

4、军事奔赴——以中共中央决策破解困局，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

中共中央的集中统一指挥，是军事奔赴能够突破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的根本保障。面对复杂敌情，中央始终坚持“灵活机动、实事求是”的军事策略：遵义会议前，虽受“左”倾教条主义干扰，军事指挥一度陷入被动，但中央及时察觉问题，为后续路线纠正埋下伏笔；遵义会议后，中央果断纠正错误，确立正确领导，军事行动迎来根本转折——四渡赤水河时，灵活变换作战方向，让国民党数十万兵力疲于奔命；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精准避开敌军主力，彻底跳出包围圈；面对张国焘“南下”分裂主张，中央以坚定的政治原则与组织纪律维护红军统一，确保主力继续北上向抗日前线推进。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红军的军事行动始终围绕“北上抗日”的核心目标展开，不再是盲目躲避，而是主动向抗日前线靠拢。这种“目标明确、决策高效、执行坚决”的军事奔赴，让红军在兵力、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仍能以弱胜强，最终完成从南方苏区到西北抗日前线的战略转移，为双重奔赴的落地提供了军事保障。

三、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政治引领与军事战略的超常发挥以北上抗日宣言为精神内核

1、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拨正了革命的航向：

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此后，毛泽东始终以永安北上抗日宣言中的“北上抗日”主张为核心，将政治引领与军事指挥深度结合，不仅推动红军军事战略实现超常发挥，更让中共中央与红军军事力量形成“决策-执行”的高效共同体，催生出超越常规的战斗力。

2、政治引领定方向——以宣言主张锚定军事决策：

毛泽东深刻把握北上宣言“向抗日前线进军”的核心目标，明确军事行动必须服务于政治使命——既要突破敌军围堵，更要始终朝着“靠近华北抗日前线”的方向推进。遵义会议后，红军面临“北渡长江遇阻、东返苏区毫无胜算”的困境，毛泽东果断摒弃“被动避战”的思路，提出“声东击西、调动敌人”的战略，其根本逻辑正是为了避开敌军重兵布防区域，为奔赴“北上抗日”战场开辟新的路径。无论是四渡赤水时的迂回机动，还是最终选择陕北为落脚点，每一次军事决策都以宣言的政治目标为出发点，确保红军不偏离“抗日”主线，这种“政治定方向、军事找路径”的模式，让红军摆脱了盲目性，掌握了战略主动。

3、决策执行同频共振——中央与军事力量同行催生超常战力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中央，与红军军事力量实现了“决策快、执行准、纠错及时”的深度协同，这是红军战力超常发挥的关键。四渡赤水战役中，中央根据敌情变化实时调整部署：一渡赤水避开川军主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歼敌，三渡赤水诱敌北上，四渡赤水跳出包围圈——每一次调整都迅速传递至前线部队，红军以“昼夜行军、快速机动”的执行力响应中央决策，这种“中央靠前指挥、部队高效执行”的共同体模式，彻底改变了此前“政治与军事脱节”的问题。尤其在应对突发情况时，如土城战斗遇挫后，中央当即决定西渡赤水，部队连夜行动、毫无迟疑，正是这种“上下同欲”的协同，让红军在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中纵横驰骋，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军事奇迹。

4、信念赋能强斗志——宣言精神转化为战斗力

毛泽东始终以宣言“抗日救国”的信念为红军注入精神动力，通过基层动员让每一名战士明白“为何而战”。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多次陷入粮食短缺、行军疲劳的困境，但“早日抵达抗日前线”的信念让战士们保持着高昂斗志——即便连续行军数十里，仍能迅速投入战斗；即便装备简陋，仍能以冲锋姿态突破敌军防线。这种由政治信念转化的战斗力，远超单纯的军事技能，成为红军突破生理与心理极限的核心支撑。同时，毛泽东要求红军践行宣言“团结群众”的主张，沿途宣传抗日、严守纪律，赢得了川黔滇地区群众的支持，群众为红军提供情报、补充物资，形成“军民一心抗敌”的局面，进一步强化了红军的战力优势。
可以说，四渡赤水的胜利，本质是“宣言政治目标+中央高效领导+红军执行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北上抗日宣言提供了“为何而战”的精神内核，中共中央与军事力量的同行确保了“如何打胜”的执行效率，二者结合催生出的超常战斗力，不仅打破了敌军围堵，更印证了“高层政治决策引领军事行动”的巨大价值，为后续长征的胜利与西北抗日大本营的建立奠定了关键基础。

四、双重奔赴的成果：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奠定西北抗日大本营基础

1、在中共中央的统筹推进下——北上抗日与长征的双重奔赴最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略成果：

从政治、军事、群众三个维度，为西北抗日大本营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

①从政治基础来看：

中共中央依托宣言积累的政治声望，在抵达陕北后迅速扩大抗日影响力。1935年，中央发表《八一宣言》，进一步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确党领导抗日的核心立场。
1936年，中央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打破内战僵局，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这些举措让西北成为党领导抗日的政治核心区，为大本营建立赢得了政治合法性。

② 从军事基础来看：

中共中央整合革命力量，巩固军事根基。1935年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在中央领导下，红军不仅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更锤炼出一支意志坚定、战斗力强的骨干队伍，为西北大本营提供了坚实的军事保障。

③ 从群众基础来看：

中共中央领导红军在长征途中积累的群众支持，向西北根据地汇聚。大批受宣言精神感召的爱国青年、进步人士奔赴陕北，当地群众也因红军“抗日救国”的实际行动，从怀疑到支持，成为西北大本营稳固的群众根基。
依托这三重基础，西北最终成为党领导抗日的革命大本营。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从这里迅速作出改编红军为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决策，将双重奔赴的成果转化为抗日实践。可以说，正是在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永安北上抗日宣言的战略意图得以落地，北上抗日与长征的双重奔赴得以实现，西北抗日大本营的建立才有了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也因此能在抗战初期迅速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五、北上抗日宣言：中共中央长征政治与军事双重奔赴的历史原点

1、从历史逻辑与实践脉络来看——1934年7月15日，在永安发布的北上抗日宣言，是中共中央领导长征“政治-军事双重奔赴”的绝对历史原点：

它不仅在时间上早于中央红军长征正式出发（1934年10月），更在战略层面为双重奔赴划定了“起点坐标”，后续长征中的政治凝聚、军事突破与使命落地，均源于这份宣言所奠定的核心框架。

2、从时间维度看——宣言是双重奔赴的“启动信号”：

在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即将开启战略转移的关键节点，永安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提前三个月为“北上”战略按下“启动键”。1934年7月，北上抗日先遣队根据宣言部署率先出征，向闽浙皖赣地区进军，这一行动既是对宣言“北上抗日”主张的首次实践，也为后续中央红军长征探明了“北上”方向的可行性，形成“先遣队探路-主力红军跟进”的战略衔接。相较于10月中央红军正式从瑞金出发，宣言的发布更早明确了“为何转移、向何处转移”的核心问题，成为双重奔赴在时间线上不可替代的起点。

3、从战略维度看——宣言为双重奔赴锚定“核心坐标”：

宣言发布前，红军的转移虽有“突破围剿”的军事需求，但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与长远战略规划；宣言发布后，“北上抗日”成为贯穿双重奔赴的核心坐标——政治上，以“团结抗日”凝聚共识，让转移从“被动求生”升华为“民族使命”；军事上，以“向抗日前线进军”明确方向，让每一次行军、每一场战斗都围绕“靠近华北抗日前线”展开。后续遵义会议调整军事路线、四渡赤水突破围堵、最终选择陕北为落脚点等关键决策，本质都是对宣言“北上抗日”核心坐标的深化与落实，没有这份宣言锚定的战略方向，双重奔赴便会失去统一的行动指引，陷入“无的放矢”的困境。

4、从价值维度看——宣言塑造双重奔赴的“精神内核”：

这种双重奔赴的本质，是“政治信念引领军事行动”的过程，而这份信念的源头正是永安北上抗日宣言。宣言中“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誓言，“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主张，为红军注入了超越军事胜负的精神力量——湘江战役后兵力锐减仍能重振旗鼓，雪山草地中忍饥挨饿仍能坚定前行，根本原因在于宣言构建的“抗日救国”信念，成为红军战士的精神支柱。这种精神内核贯穿长征全程，既是政治奔赴的核心动力，也是军事奔赴的底气所在，让双重奔赴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转移，更是一次精神上的淬炼。

5、从历史闭环看——宣言是双重奔赴“使命落地”的逻辑起点：

1935年中央红军抵达陕北、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这一系列“使命落地”的成果，均能在永安北上抗日宣言中找到逻辑源头。宣言中“北上抗日”的目标，最终通过长征的双重奔赴得以实现；宣言中“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最终在西北大本营的实践中落地；宣言中“中共领导抗日”的立场，最终在全民族抗战中得到印证。可以说，从宣言发布到抗战爆发，中共中央领导的革命实践形成了“宣言定调-长征奔赴-大本营奠基-抗战实践”的完整历史闭环，而宣言正是这个闭环的起点，缺少这一原点，后续所有实践都将失去战略源头与逻辑根基。
永安北上抗日宣言绝非一份孤立的政治声明，而是中共中央领导长征双重奔赴的“历史起点”“战略原点”与“精神源头”。它不仅开启了中国革命从南方苏区向西北抗日前线转移的进程，更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从“局部革命力量”向“民族抗战领导核心”转变的基础，其作为历史原点的地位，是理解长征双重奔赴价值与意义的关键所在。

六、“政治与军事双重突围”视角的史料支撑及学术价值

1. 政治突围——凝聚共识、打破舆论封锁的核心史料：

① 纲领性文献史料：

1934年7月15日，永安发布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及《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中国能不能抗日？》配套宣言书，是政治突围的核心文本支撑。宣言中“以最大的决心，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反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等表述，并非单纯的政治口号，而是中共中央主动打破国民党舆论垄断的战略举措——通过明确“抗日”的政治目标，将红军战略转移从“被动突围”重新定义为“民族大义之举”，为后续争取社会各界支持提供了纲领性依据。例如，《中国能不能抗日？》中以“中国有四万万同胞，有无数爱国将士，只要团结起来，必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论述，直接回应社会对“抗日可行性”的疑虑，构建起“中共领导抗日”的政治认知，成为政治突围的重要文献见证。

② 基层动员史料：

长征期间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星报》的报道，记录了政治突围在基层的落地过程。1935年5月《红星报》刊登的《为着抗日，我们要北上！》一文，通过红军战士的口述视角，写道“每天行军再苦，只要想到我们是去抗日，是去救全中国的老百姓，就浑身有劲儿”，这类内容将中央的政治主张转化为士兵的个人信念，印证了“抗日共识”如何通过基层动员渗透到全军，成为凝聚意志的精神纽带。此外，红军政治部印发的《抗日宣传手册》中，“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只为抗日救国”的纪律要求，将政治主张与群众工作结合，既打破国民党“红军扰民”的抹黑宣传，又赢得沿途群众支持，是政治突围在实践层面的关键史料。

③ 外部反馈史料：

1935年至1936年的主流媒体报道与社会舆论记录，可佐证政治突围的实际效果。如《大公报》1935年10月报道“红军途经黔北时，向民众宣讲抗日主张，部分青年自愿加入红军”，《申报》1936年2月提及“华北学生团体呼吁国民党停止‘剿共’，与红军共同抗日”，这些外部报道表明，中共中央通过宣言发起的政治突围，已突破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红军为抗日而战”的社会认知，甚至推动部分中间力量转向支持中共的抗日主张，成为政治突围取得成效的重要旁证。

2、政治与军事突围——信念赋能战力的关键

① 政治信念：

永安宣言构建的北上抗日政治共识，是红军穿越万水千山的精神支柱。面对湘江战役的惨烈、雪山草地的绝境，抗日救国的信念让红军战士始终保持高昂斗志，即便兵力锐减仍坚守革命初心，这种政治层面的坚定奔赴，是红军突破生理与心理极限的关键。

② 军事信念：

永安宣言指引的军事目标，是“北上抗日”的方向，它使长征摆脱初期盲目性——从策应北上抗日先遣队到遵义会议《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与长征期间的军事命令电报，清晰呈现政治目标对军事决策的统摄作用。遵义会议明确向陕北进军，再到三大主力会师西北，每一步军事调整都紧扣“靠近抗日前线”的战略目标，最终实现“从南方突围到北方抗日”的军事奔赴。
综上，永安《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既是中共中央以政治宣示锚定抗日方向、以军事行动开启战略转移的历史源点，更标志着革命重心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的关键转变。它以鲜明的抗日主张凝聚共识，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吹响了先声；又以北上的军事部署打破南方困境，推动革命力量从南方向北方战略转移，为后续西北革命大本营的建立筑牢根基。这段历史深刻印证，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大义为先导，以战略远见引领革命航向，而宣言所承载的使命担当与战略智慧，也始终是激励我们在时代征程中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的重要精神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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