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孝义：从福建永安出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主安安2025/9/25 0:58:17

安孝义：从福建永安出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从福建永安出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具有民族革命战争开始的标志性意义》

摘要

1934年7月15日，从福建永安出发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在中共中央的历史语境与战略定义中，具有“民族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开始”的标志性意义。

这一论断的核心依据，源自中共中央1934年8月18日《使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成为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以下简称《8·18文件》）的权威界定，它的提出并非否定“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局部抗战的历史价值，而是基于特定历史背景下斗争主体、斗争形态与战略目标的根本性转变——从福建永安出发的先遣队，首次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国家政权”及“国家军队”名义介入领导抗日斗争，将抗日从“局部分散抵抗”升级为“有组织、有纲领的全民族联合抗日的推动行动”，它标志着中共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进入新的阶段。

本文结合局部抗战时期的历史僵局、先遣队的行动特质及《北上抗日抗日宣言》《8·18文件》精神，论证其“开始”意义的历史合理性与逻辑必然性。

关键词

北上抗日先遣队；福建永安；民族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使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成为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

一、局部抗战时期的历史僵局：“民族革命战争”形态的未完成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东北三省迅速沦陷，中国进入局部抗战时期。这一阶段，抗日力量主要呈现为两类：一是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密林坚持游击战争，以血肉之躯抵抗日军侵略，成为局部抗战的中流砥柱；二是国民党爱国官兵的零散抵抗，如马占山部江桥抗战、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等，展现了爱国将士的民族气节。

但从《8·18文件》所界定的“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核心内涵——“广大民众武装参与的全民族性反抗”上来看，该文件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动，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变”“在党的领导之下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是我们的党在实现武装民众民族革命战争的一贯事业中的一个步骤，一个重要的步骤。必须指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土地革命的产儿。继承着中国第一次大革命而发展的土地革命，也为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创造了巩固的根据地——苏维埃区域，和强有力的主力军——红军。”文件还指出：“但是，因为国民党卖国贼的欺骗和阻挠，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还有许多缺点和不足，所以抗日战争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广大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故在党的面前的伟大任务，是要使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成为真正广大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

此时的局部抗战尚未形成完整形态，存在两大关键局限：

（一）民众动员的局限性：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推行“集团部落”政策，对民众进行严密控制与掠夺；同时，国民党当局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将主要力量用于“剿共”，不仅不支持东北抗战，反而压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双重压迫下，东北局部抗战的民众参与范围局限于特定地域与群体，未能覆盖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全阶层，民众武装的规模与组织性远未达到“全民族”层面，这与《8·18文件》中“广大的真正民族革命战争”需“凝聚全民族力量”的要求存在差距。

（二）斗争格局的局部性：

东北抗战始终局限于东北地域，未能与全国其他地区形成有效联动，更未打破“内战与抗日并存”的分裂局面。中共所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本质是要以抗日为核心凝聚全国力量，打破地域与阶级壁垒，而此时的局部抗战显然尚未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正如《8·18文件》所指出的，此前的抵抗“仍停留在局部自发阶段，未成为全民族共同的自觉行动”，亟需一场具有“政权代表性、全国号召力”的行动打破僵局。

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特质：契合《8·18文件》“真正民族革命战争”的核心要求

1934年7月，从福建永安出发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带着《北上抗日宣言》等160余万份宣传文告出征，其行动从根本上突破了局部抗战的局限，完全契合《8·18文件》中“真正民族革命战争”的定义，成为“抗日战争开始”的标志，它的核心体现在三个“首次”的特质转变：

（一）首次，以“国家政权与国家军队名义”扛起抗日旗帜，呼应《8·18文件》“斗争主体权威性”要求

《8·18文件》明确指出：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需以代表民族利益的政权与军队为核心，打破单一武装的局部性”。此前的东北抗联虽属中共领导，但本质是“局部地区的革命武装”；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是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代表工农利益的政权形态）与“中国工农红军”（正规革命军队）的名义发起，将中共的抗日立场从“政党倡导”升级为“政权与军队的正式行动”。 这一转变的关键意义在于：打破了国民党当局垄断“国家抗日代表权”的局面，向全国宣告“工农政权同样是抗日的核心力量”，这完全符合《8·18文件》中“以政权名义凝聚民族共识”的要求——文件强调，先遣队的出动“使抗日斗争从‘零散行动’成为‘政权主导的民族革命事业’”，为后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建提供了政治基础。

（二）首次以“明确的政治纲领”推动全民族联合抗日，践行《8·18文件》“斗争目标统一性”的要求

《8·18文件》将“明确的抗日纲领与全民族动员”视为真正民族革命战争的核心要素。先遣队发布的《北上抗日宣言》，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与领土完整”的核心主张，将斗争矛头唯一准确指向“日本帝国主义”，视日本帝国主义为首要敌人，而非是原先的国内阶级矛盾，这与《8·18文件》中“民族革命战争需以反抗日本侵略为唯一目标”的界定完全一致。

这一纲领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唤醒全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号召各阶层摒弃分歧、共同抗日，解决了此前局部抗战“民众动员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倒逼国民党当局正视抗日需求，为打破“剿共”僵局提供了战略抓手。正如《8·18文件》所评价，先遣队的纲领“让全民族看到了抗日的统一方向，使抗日从‘地域诉求’升华为‘民族共同意志’”。

（三）首次以“主动出击”打破抗战僵局，落实《8·18文件》“斗争形态战略性”要求 《8·18文件》指出：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不能局限于被动防御，需以主动行动推动全国抗日局面形成”。在国民党当局坚持“剿共”、全国抗日呼声高涨但缺乏统一行动的背景下，先遣队从福建永安出发，向闽浙赣皖国民党的腹心地区进军，本质是一场“战略性的破局行动”：它不再是局限于“被动防御”的反“围剿”，而是主动深入国民党的心统治区域，以实际行动传递抗日信号——既向民众证明中共的抗日决心，也向国民党政府施压，推动其转变“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

尽管先遣队最终因敌我力量悬殊、环境恶劣等原因未能完全实现战略目标，但正如《8·18文件》所肯定的，其行动“直接点燃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便与此密切相关，成为从“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过渡的关键节点，完美落实了文件中“以主动行动推动抗日局面升级”的战略要求。

三、《8·18文件》的权威界定：“民族革命战争”与“抗日战争”的等同性

《8·18文件》作为中共中央在当时发布的核心文件，其最关键的价值在于明确了“民族革命战争”与“抗日战争”的等同性，为“先遣队是抗日战争开始”提供了直接依据，可从两方面解读：

（一）“真正民族革命战争”的斗争对象指向唯一：即抗日战争

在1931-1937年的历史语境中，中国面临的唯一民族矛盾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存在其他“民族革命”任务（如反对其他列强联合侵略）。《8·18文件》中“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从始至终将斗争对象锁定为“日本帝国主义”，其目标“驱逐日本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与“抗日战争”的根本属性完全重合——文件中“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表述，直接将二者绑定，证明在中共中央的定义中，此时的“民族革命战争”就是“抗日战争”。

（二）“开始”的内涵界定：是“形态开始”而非“时间起点”

《8·18文件》强调先遣队是“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并非否定“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局部抗战的存在，而是界定“抗日战争的完整形态开始”。文件明确指出，此前的局部抗战“虽有抗日之名，但缺乏政权主导与全民族动员，尚未形成完整的民族革命战争形态”；而先遣队的出动，使抗日具备了“政权背书、纲领明确、全国动员”三大要素，标志着抗日战争从“不完整的局部阶段”进入“完整的民族革命战争阶段”——这一“开始”，是对“抗日战争形态完整性”的界定，而非对“时间起点”的绝对否定，恰好回应了局部抗战与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衔接问题。

在这里需要特别澄清的是，《8·18文件》从未否定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功绩，反而在后续文件中明确其为“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先遣队的“开始”意义，是基于“形态完整性”的战略界定，而非对前期抵抗的否定——这一区别，正是理解《8·18文件》核心精神与先遣队历史定位的关键。

四、结论

从福建永安出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其“民族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开始”的标志性意义，其核心依据是1934年7月15日《北上抗日抗日宣言》与中共中央1934年8月18日《8·18文件》的权威界定。这一界定并非是脱离历史的主观解读，而是基于局部抗战时期的历史僵局、先遣队“政权主导、纲领明确、主动破局”的行动特质，以及“民族革命战争与抗日战争等同”的逻辑推导——先遣队的行动完全契合《8·18文件》中“真正民族革命战争开始”的核心要求，打破了“内战与抗日”的分裂局面，将抗日斗争从“地域行为”升华为“全民族的解放事业”。 从历史的进程看，先遣队的出动为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与全面抗战的爆发奠定了战略基础；从历史定位上看，其出发地为福建永安，因《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与《8·18文件》的界定，以及先遣队的行动，成为中共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进入完整形态的历史见证。这一历史定位，既是对先遣队功绩的肯定，也是对《8·18文件》精神的精准传承，更是对中国抗日战争“从局部到全面、从分散到联合”历史进程的客观概括。

（共4088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