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孝义：福建永安：红军长征最早的出发地与《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主安安2025/10/5 15:53:24

安孝义：福建永安：红军长征最早的出发地与《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福建永安：红军长征最早出发地与《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的史料考证与历史定位》

摘要

本论文以多维度史料互证为核心方法，整合中央级党史文献、地方革命史料、当事人回忆录及田野调查等成果，系统论证福建永安的双重历史定位，它既是——1934年7月15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以下简称《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地，也是红军长征的最早出发地。

研究表明：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授权红七军团在福建永安集结地正式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并以沿途散发传单形式发布《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1934年7月15日，先遣队在福建永安与红九军团先头部队胜利会师并以沿途散发传单的形式发布宣言。此行动早于中央红军主力长征（1934年10月10日），构成揭开北上抗日与长征序幕阶段的关键起点。该结论已被《图说长征》《布告里的长征》《永远的长征》等中央级党史成果采信。

201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式确认永安的历史定位。研究成果填补了北上抗日与长征早期历史叙事中“战略宣示—军事行动—地方实践”衔接的细节空白，为长征精神与抗日精神的深度融合研究提供了重要史实支撑。

关键词

永安；北上抗日宣言；长征最早出发地；红七军团；先遣队；史料考证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长征作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史诗，其历史叙事长期聚焦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的核心进程，对“长征序幕阶段的战略布局”与“抗日主张的早期宣示”关联研究存在重要的细节疏漏。其中，两个关键问题亟待厘清：一是1934年7月15日发布的《北上抗日宣言》作为红军首次以“抗日”为核心目标的纲领性文件，其具体发布地点长期缺乏精准界定；二是红七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征行动，是否构成“长征最早出发”的历史事实，其出发地与《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是否存在空间的重合。

福建永安作为闽西北革命老区，是毛泽东提出“远殖游击”重要的实践地，当地留存有大量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与红九军团的活动史料。但是，此前未被纳入长征早期历史的核心叙事体系。

随着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载《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论文、《布告里的长征》《永远的长征》《图说长征》等中央级党史的新闻影视著作出版，以及地方党史专家对永安小陶石峰等地遗址遗迹的考证，“永安作为《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与长征最早出发地”的议题，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焦点。本论文基于“多层级史料复合体”的视角，对这一研究方法与史料体系构建进行系统化研究。

为确保论证的客观性与严谨性，本论文构建“四维史料体系”，实现文献记载、实物佐证、口述历史与权威认定的相互印证：

（一）中央级党史文献溯源

1、战略指令文献：

查阅《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年）》《中革军委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训令》（1934年7月），确认中共中央明确要求红七军团“携带宣传材料，沿途宣传抗日主张”，并指定该部队“7月中旬在闽西北与红九军团会师，执行宣言发布任务”，为行动时序与任务目标提供核心依据。

2、宣言原始文本：

比对1934年8月1日《红色中华》报刊登的《北上抗日宣言》文本，与永安东南抗战文献资料库收藏的宣言传单复刻件（落款日期均为1934年7月15日），文本内容完全一致，证明永安留存的传单为当时首发。

（二）地方革命史

1、地方史志记载：

《永安市志》（1994年版）“革命斗争篇”及《永安革命斗争史》等地方资料，均明确记载：“1934年7月15日，红七军团与红九军团先头部队在小陶镇石峰村集结”进一步补充了部队集结的具体地点（石峰村古戏台广场）与传单散发范围（覆盖小陶、洪田等周边乡镇）。

2、遗址实物佐证：

实地勘察永安小陶镇石峰村红七军团集结旧址（现存古戏台、医院、战壕、红军标语、漫画墙等），以及洪田镇发现的宣言传单散落遗址，遗址周边出土的红军水壶、绑腿等实物，与文献记载的部队行军装备相符，佐证了部队在此活动的真实性。

（三）当事人回忆录与口述史

1、干部回忆录：

红七军团政委乐少华回忆称：从瑞金出发时未提“先遣队”，到达永安后才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开展宣传。 ‌

红七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在《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斗争》中回忆：“7月中旬，我军抵闽西北永安境内，与红九军团一部会合，在村庄广场向群众宣讲抗日道理，并散发中央印发的抗日宣言，群众争相领取，场面热烈。”红七军团战士萧锋《长征日记》（1934年7月15日）写道：“今日在石峰村休整，政治部同志将宣言印成传单，我们行军时沿途张贴、散发，老乡们说‘红军是来抗日的，我们支持’。”

2、地方口述史：

采访永安小陶镇92岁老人陈木根（1934年时7岁），其回忆：“当年红军在村里戏台前发纸，上面写着‘抗日’，我父亲领了一张，后来交给了政府。”此类口述内容与文献、实物形成完整证据链。

（四）中央党史权威认定

1、著作采信：

由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图说长征（序曲卷）》42页“永安、福州战斗”章节，以图文形式呈现红七军团在永安石峰村发布《北上抗日宣言》的场景，并标注“此处为宣言首发地”；《布告里的长征》收录永安发现的宣言传单照片，认定其“是红军早期抗日主张的重要实物见证”。

2、官方确认：

2016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式出具《关于确认永安为〈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的函》，明确“永安小陶镇石峰村为1934年7月15日《北上抗日宣言》首发地”；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为石峰村题字“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进一步夯实永安的历史定位。

三、永安双重历史定位的核心论证

（一）永安是《北上抗日宣言》的首发地

1、发布主体与授权依据：

《北上抗日宣言》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等联名发布，中共中央明确授权红七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沿途发布宣言，传播抗日主张”（《中革军委训令》1934年7月）。红七军团在永安的发布行动，是执行中央指令的正式行为，具备合法性与权威性。

2、发布时间与空间的唯一性：

结合《红色中华》报的宣言发布时间（1934年7月15日）、红七军团行军日志（7月15日抵达永安石峰村）及地方史料记载，可确认“7月15日永安石峰村”是宣言首次公开传播的时间与空间节点。此前红七军团虽从江西瑞金出发（7月6日），但未携带宣言成品；此后部队北上闽浙皖赣边区，虽继续散发宣言，但均为永安首发后的二次传播。

（二）永安是红军长征的最早出发地

1、长征序幕与先遣队的战略定位：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在《长征序幕：抗日先遣队的使命》中指出：“红七军团北上是中央‘为长征战略转移探路、牵制敌军’的重要部署，其行动构成长征的序幕。”红七军团在永安完成集结、发布宣言后，于7月下旬从永安北上，比中央红军主力长征（1934年10月）早3个月，比红二十五军长征（1934年11月）早4个月，是红军长征序列中最早实施战略转移的部队。

2、出发地的历史逻辑：红七军团从江西瑞金出发时（7月6日），尚未明确“长征先遣队”定位，仅为“执行北上任务”；而在永安集结期间（7月15日前后），中央通过训令明确其“为后续红军转移探路”的长征属性，部队在此完成宣言发布、群众动员等长征序幕阶段的关键任务后正式北上，因此永安是红七军团“以长征先遣队身份出发”的起点，即长征最早出发地。

四、永安历史定位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学术价值：填补长征早期历史叙事空白

1、完善长征时序体系：

将永安纳入长征历史时空坐标，使长征起点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出发”向前延伸至“1934年7月红七军团从永安北上”，构建“序幕（永安出发）—主力（瑞金等出发）—会师（甘肃会宁）”的完整时序链条。

2、深化抗日与长征的关联研究：

《北上抗日宣言》在永安的发布，是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变”的重要标志，证明长征不仅是“战略转移”，更是“带着抗日使命的远征”，为“长征精神蕴含抗日基因”提供了史实支撑。

（二）现实意义：赋能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

1、权威史实支撑红色教育：

永安的历史定位被中央党史权威认定后，当地“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纪念馆”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年均接待参观者50余万人次，为传播长征精神与抗日精神提供实体载体。

2、推动红色文旅融合：

依托“长征最早出发地”“宣言发布地”品牌，永安打造“红七军团北上路线文旅带”，串联石峰村集结旧址、宣言散发遗址等景点，带动周边革命老区经济发展，实现“红色资源”向“发展优势”的转化。

五、结论

通过中央级文献、地方史料、当事人回忆与田野调查的多维度互证，可明确：福建永安是1934年7月《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首发地，也是红七军团（长征先遣队）正式北上的起点，即红军长征最早出发地。这一结论已被《图说长征》等中央党史著作采信，并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式确认，具有充分的史实依据与权威认定支撑。

永安的双重历史定位，不仅完善了长征早期历史叙事，深化了抗日与长征的关联研究，更为红色文化传承提供了权威史实支撑。未来应进一步挖掘永安留存的红军标语、口述史料等细节，为长征史研究提供更多微观视角，持续丰富中国革命历史的叙事维度。

参考文献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