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的精神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主安安2025/10/13 23:12:15

邹韬奋的精神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从践行到题词：邹韬奋“为人民服务”精神的早期传承与凝练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毛泽东同志为邹韬奋题写的这段挽词，是他首次为这位进步文化战士留下的笔墨印记，并将邹韬奋精神与“为人民服务”精神直接绑定，他的核心思想在于邹韬奋对祖国、对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片赤诚——这份赤诚的历史源头，珍藏在他与母亲相关的记忆里，珍藏在福建永安的故土中，更珍藏在他身陷囹圄时仍未改变的信念里。

福建永安下渡村是邹韬奋“为人民服务”精神的初心原点，更是他对母爱的感受之地，这里承载着他对母爱的全部记忆。

1895年，邹韬奋出生于永安下渡村，村中邹氏宗祠大院的青砖黛瓦，见证了他蹒跚学步、聆听母亲教诲的童年时光，在这里，母亲的针线、温热的粥饭、轻声的叮嘱，滋养出他对“爱”最质朴的认知。这份记忆后来被他郑重写进《我的母亲》一文，那句“我现在所能记得的最初对於母亲的印象，大约在两三岁的时候。“这是多么厚重的母子深情和浓郁的下渡记忆。

邹韬奋先生在《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我现在所能记得的最初对於母亲的印象，大约在两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夜里，我独自一人睡在床上，由梦里醒来，朦胧中睁开眼睛，模糊中看见由垂着的帐门射进来微微的灯光，这微微的灯光里瞥见一个青年妇人拉开帐门，微笑着把我抱起来。她嘴里叫我什么，并对我说了什么，现在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她把我负在她的背上，跑到一个灯光灿烂人影憧憧往来的大客厅里，走来走去“巡阅”着。大概是元宵吧，这大客厅里除了有不少成人谈笑着外，有二三十个孩童提着各色各样的纸灯，里面燃着蜡烛，三五成群的跑着玩。我此时伏在母亲的背上，半醒半睡似的微张着眼看这个，望那个。”

这看似简短的叙述里，满是邹韬奋对童年母爱的珍视与眷恋，更暗藏着他一生精神力量奋勇向前的起点。如今，永安下渡村邹氏宗祠遗址，已成为全国新闻记者追寻信仰的朝圣之地，每逢纪念日，常有从业者驻足院内，触摸斑驳的矮墙，遥想邹韬奋当年在此萌芽的初心——因为这里不仅是他的物理的故乡，更是他“推母爱以爱吾的民族与人群”理念的诞生地，是他一生所推崇“为人民服务”精神的原始根脉。

邹韬奋对“推母爱”理念的明确表达，更是在苦难中显露出不屈精神的坚韧。1936年“七君子事件”爆发，他因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铁窗之内，面对威逼利诱，他始终挺直脊梁，正是在这段暗无天日的时光里，他在狱中手稿中写下“推母爱以爱吾的民族与人群”，将童年时从母亲那里汲取的、关乎个体温暖的母爱，彻底升华为对风雨飘摇的民族、对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的博大之爱。若将这份带着狱中体温的书写与《我的母亲》一文联读，便能清晰触摸到其精神成长的发展轨迹：母爱是他精神的底色，而民族危亡的切肤之痛、人民苦难的共情之切，让这份底色最终晕染成“为人民服务”的坚定初心——他此后数十年的所有实践，都是对这份初心的躬身践行。

邹韬奋成年后以新闻与文化为武器，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化作掷地有声的具体行动，成为“新闻战线一面旗帜”、为新中国做出特殊贡献的“双百人物”。

1926年，他执掌《生活》周刊起，便彻底跳出精英办刊的桎梏，以“人民需求”为核心锚点：开设“读者信箱”专栏时，他特意叮嘱编辑“每封信都要看到、读懂”，哪怕每天收到数百封来自各地的信件，有农民询问收成改良之法，有学生困惑人生方向，有工人倾诉被剥削之苦，他都亲自逐字逐句回复，用真诚与耐心搭建起与民众沟通的桥梁，让这份原本发行量仅2800份的小众读物，短短几年便蜕变为影响千万人的“大众喉舌”；全面抗战爆发后，民族危亡之际，他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创办《大众生活》《抗战》等刊物，刊物中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标点，都饱含着唤醒民众斗志的力量；他还推动生活书店在全国发展出56家分支机构，从繁华都市的街巷到偏远乡镇的集市，都能看到书店的身影，将进步文化书籍送到民众手中，让“服务人民”不再是纸面上的抽象理念，而是能照亮心灵、指引方向的思想养分。他在思想上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保持着高多的一致，始终紧跟党前进的步伐。

邹韬奋即便生命走向终点，他对“为人民服务”的信仰仍未褪色。1944年7月，他在上海因病重卧床，身体已虚弱到无法坐起，却仍惦记着未竟的事业、惦记着人民的需求。7月24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示意家人找来纸笔，以微弱却坚定的意志，口述了请求中共中央批准自己成为中共党员的申请——这份跨越生死的申请，既是对信仰的终极告白，更是用生命最后一刻践行“为人民服务”初心的生动写照，让这份精神有了更动人、更厚重的人格注脚。

11月15日，在他逝世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邹韬奋追悼大会，毛泽东同忌写下这段著名题词。

值得注意的是与1944年9月悼念普通战士张思德时，用“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的通俗比喻不同，毛泽东为邹韬奋题词选用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经典名句，这既贴合其文化名人的身份特质，更精准概括他以笔为枪、终身为民的坚守。这种差异化表达的背后，清晰展现出二者“为人民服务”实践的关联性与差别性：关联性在于核心内核的高度一致，无论是张思德还是邹韬奋，都将“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刻在行动里，张思德烧炭、护友、修补窑洞，是在革命后勤领域满足“人民生存与安全”的基础需求；邹韬奋办刊、传书、呼号抗日，是在文化思想领域满足“人民觉醒与精神寄托”的深层需求；而差别性则在于实践路径与价值呈现的不同，张思德的奉献藏于日常琐碎的平凡之中，于细微处见伟大；邹韬奋的担当显于思想传播的深远影响，于笔墨间铸丰碑——毛泽东的题词，恰是对邹韬奋在文化领域服务人民独特价值的最高肯定，也让“为人民服务”的内涵愈发丰富。

从邹韬奋在永安邹氏宗祠大院，因母爱萌芽初心，到“七君子事件”狱中写下“推母爱”理念明确精神方向，再到以办刊、传书的毕生实践践行“为人民服务”，最终经毛泽东题词凝练升华为最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坐标，这一过程不仅是邹韬奋个人精神的成长史，更是“为人民服务”理念从个体自觉走向集体共识的重要历程。

后来，题词中“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被单独择出，按现代书写习惯镌刻于中南海中华门等党政机关的墙面，历经岁月洗礼，至今仍在阳光下闪耀着历史的光芒。而邹韬奋用一生书写的“为人民服务”故事，也早已超越时代，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与使命的生动注脚。

永安之子——邹韬奋先生：中国新闻战线的一面旗帜；“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 抗日救国民主战士；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伟大的爱国主义政论家；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政治活动家、著名评论家和新闻记者。将持续激励着当代人在各自岗位上，以不同的方式践行这份永恒的精神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