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孝义：论邹韬奋“为人民服务”精神溯源与研究价值——

^主安安2025/10/20 0:38:27

安孝义：论邹韬奋“为人民服务”精神溯源与研究价值——

论邹韬奋“为人民服务”精神的思想溯源与研究价值——以永安下渡村出生地确证为核心

摘要

长期以来，学界对邹韬奋“为人民服务”精神的研究甚少，内容多聚焦于其成年后的社会实践，却忽视了精神源头的精准溯源，且因其出生地长期存在着“永安、长乐、延平、福州、余江”等五地争议，导致精神发展轨迹的源头较为模糊。

本论文以《邹舒宇宦迹考略》及邹韬奋父亲邹国珍随其父（邹舒宇）在永安任知县和生活期间的相关史料佐证，历经二十余年文献考据与田野调查研究，确认了“永安下渡村为邹韬奋的出生地”，并以此为关键依据，结合邹韬奋《我的母亲》文本、“七君子事件”题字，以及毛泽东为其题词，构建“出生地考据—母爱初心萌芽—精神实践升华—时代评价定性”的研究框架。研究思路独特且精准明确，毛泽东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这是伟人将邹韬奋精神与“为人民服务”精神直接划上等号。而《邹舒宇宦迹考略》详细记载了邹韬奋永安下渡村的出生地，父亲邹国珍随其祖父邹舒宇任永安知县宦居永安下渡村的历史事实，为“永安下渡村是邹韬奋出生地”提供了正确的核心支撑，进而利用有关文献资料进一步证实永安下渡村是邹韬奋“为人民服务”精神初心的发端之地——童年母爱的体验为其爱我民族与人群的精神埋下原始种子，成年的实践将其升华为民族的大爱，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爱国主张，最终印证“邹韬奋的精神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该研究填补了邹韬奋精神溯源的史料空白，为近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谱系研究提供了史实与理论双重支撑，福建永安下渡村，成为全国新闻记者的朝圣之地。

关键词

邹韬奋；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题词；出生地考据；《邹舒宇宦迹考略》；邹国珍；永安下渡村；朝圣之地。

一、引言

邹韬奋作为中国近代新闻出版领域的先驱者与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新闻战线的一面旗帜，其一生以“为民发声”为核心以抗日救亡为追求，创办《生活》《大众生活》等刊物，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民众利益的坚定捍卫者。

1944年7月，邹韬奋在上海病逝，中共中央按其临终请求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11月15日，延安邹韬奋追悼大会前，毛泽东亲笔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这一题词不仅是对邹韬奋一生的最高评价，更是以权威定性的方式，明确“邹韬奋的精神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将其纳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谱系。

然而，在现有研究中存在着两大核心局限：其一，对邹韬奋“为人民服务”精神的溯源严重不足，多停留于成年后的时代影响与实践经历，如将精神形成归因于抗日救亡运动或新闻事业实践，却未关注早期生命体验对精神底色的塑造；其二，邹韬奋出生地长期存在“五地说”争议，争议核心是邹韬奋出生地是否准确为福建永安——此前部分研究误传邹韬奋出生地有“五地说”，实则邹韬奋祖父邹舒宇是否在永安担任过知县最为关健，因邹韬奋父亲邹国珍是“随父任而至永安县”，在邹舒宇获清廷委任任永安知县时，这天恰逢邹韬奋出生。由于永安这一史实模糊，导致出生地考证陷入瓶颈。

永安地方文史工作者的突破，在于厘清了邹韬奋祖父邹舒宇任永安知县期间及家族的活动的1范围轨迹，依托三万余份官私契约文书、族谱、牌匾、碑刻等写成的《邹舒宇宦迹考略》报告及下渡村邹氏家族口述史料，确认邹韬奋的父亲邹国珍、母查氏等人是“随其父亲邹舒宇（邹韬奋祖父）一同赴永安任上并寄寓在下渡村邹家宗祠为居所；结合邹韬奋出生年份（1895年）与家族居永安时段的重合性，以及《我的母亲》、《少年邹韬奋》（邹家骅题）中的童年场景的详细描述，最终确认福建永安下渡村为邹韬奋确切的出生地。这一考据成果不仅终结了“五地说”长期的争议，更以精准史实联系为基础，精唯地为解析“邹韬奋的精神就是为民服务的精神”的初心起源提供了关键的逻辑支撑。

二、邹韬奋出生地考据：核心史料与“永安下渡村确证”的逻辑修正与完善

长期以来，邹韬奋出生地“五地说”的争议持续不休，除“祖籍”“成长地”混淆外，关键症结在于邹韬奋祖父邹舒宇在永安任知县及仕途活动性质误读——此前“邹舒宇任永安知县”的说法缺乏地方史料实据，许多邹韬奋传还将邹舒宇任通判的事说成是曾任“延平知府”等误谬。永安地方文史工作者通过长期的核心史料考证，彻底修正这一错误认知，明确邹舒宇任职与邹韬奋出生为同一日，号称邹家“双喜临门”的史实，进而以诸多史实构建更严谨的出生地证据链。

《邹舒宇宦迹考略》的考据，以邹氏族谱、地方契约等历史记载，并辅以下渡村邹氏族人及采信村中耄耋老人亲历口述，而非是道听途说，具备较高的史料可信度，为后续考据奠定了基础。

这种以文献资料为核心证据，以田野调查及家族口述为辅助的双重支撑，再以邹韬奋《我的母亲》《少年邹韬奋》等文本，则是“情感与场景相互印证”，进一步夯实“永安下渡村出生地”的结论。

家族口述：永安下渡村邹氏后裔回忆：

“韬奋祖父在永安做知县时，全家寄住在下渡村老宅子，韬奋就生在西厢房，小时候常跟着母亲在院子里玩”，当地村民有人提及家中老辈，曾是邹韬奋儿时的发小。这些说法与《邹舒宇宦迹考略》“居下渡邹氏族人宅第”的记载完全吻合，且补充了“出生于祖宅西厢房”的细节；文本印证：邹韬奋在《我的母亲》中描述的“元宵夜，母亲从帐中将我抱起，背着走到大厅看叔伯子侄闹花灯”“对母亲的印像停留在三至四岁之间”，其场景需满足“有独立卧房、大厅，且家族聚居”的空间条件——永安下渡邹氏祖宅实地勘察显示，其建筑布局（卧房连大厅、院落开阔）与文本描述场景高度契合，且下渡元宵节“闹花灯”的传统民俗，与“叔伯子侄闹花灯”的场景亦完全匹配，证明这段童年记忆的发生地就在永安下渡村。

证据闭环彻底排除了有关争议，确认“永安下渡村”为唯一的邹韬奋出生地。《邹舒宇宦迹考略》的核心考据，结合了文献资料、家族口述、民居考证、民俗印证，永安地方文史工作者，构建了“多重证据闭环”，彻底排除其他争议说法。

三、永安下渡村：邹韬奋“为人民服务”精神的发端之地

邹韬奋父亲邹国珍随其父邹舒宇寄寓永安下渡村邹氏宗祠期间，为邹韬奋“永安下渡村为出生地”的结论，提供了物理的基础保障，而《少年邹韬奋》因邹家华的题字，更加凸显了永安下渡村这片土地，对邹韬奋精神萌芽的意义——正因为祖父邹舒宇为官的清贫与廉洁，全家生活更聚焦于家庭内部，父亲邹国珍和母亲查氏才得以给予邹韬奋更加细致的陪伴，邹舒宇亲自为邹韬奋启蒙，母亲查氏元霄节爱的启蒙，均提供了更加充足的情感土壤，让永安下渡村成为其“为人民服务”精神真正的发端之地。

这是一种稳定的家族陪伴，下渡村是精神萌芽充满爱的阳光的情感土壤。家庭氛围相对平和稳定，对邹韬奋的情感成长至关重要——二至三岁（1897-1898年，邹韬奋在永安下渡村生活的关键期）是文化启蒙、个体情感认知萌芽的关键阶段，母亲给予他持续的关爱：从“元宵夜背他看花灯”的温暖举动，到日常照料中的细致呵护，这些都是具有体温的情感体验，让邹韬奋首次在记忆中建立并留存下“被关爱=安全、幸福”的认知，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内化为“关怀他人”的价值倾向。这种源于母爱的深厚情感，并非短暂的本能反应，而是在永安下渡村稳定的家庭环境中土地、阳光、雪天、梅花、少年玩伴的嬉戏等，逐渐沉淀形成靓丽的精神底色——正如邹韬奋在《我的母亲》中所言，“母亲的影子，在我心中永远是那么清晰”，这份记忆伴随他一生，成为日后“热爱人民”的情感源头。

“推母爱以爱我的民族与人群”的精神，是从个体情感到民族大爱的升华。

邹韬奋成年后将在永安下渡村孕育的“母爱底色”，逐步拓展为对人民群体、对民族的责任担当，而这一升华的标志性节点，是1936年“七君子事件”中，他在国民党的囚室题写的“推母爱以爱我的民族与人群”。这行题字的核心思想，是打破“母爱”的个体边界，将对母亲对他爱的情感，延伸到对我的“民族”对“人群”的关怀——从“爱身边人”到“爱更多人”，从小众的“家庭情感”到社会的“公共责任”，完成了精神维度的跨越与升华，可以说邹韬奋在这种以母爱为基础动源上延伸扩展了对国家、对民族的无限关爱，并全面升华发展为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

邹韬奋这种历史性的跨越并非偶然，而是永安下渡村童年体验的必然延伸：邹韬奋在抗日救国的新闻事业实践中，始终以“共情”为核心——创办《生活》周刊时，他坚持“读者的事就是我的事”，认真答复每一封读者来信，哪怕是琐碎的生活求助；抗日救亡期间，他目睹民众疾苦，写下“我们要为大众争人格、争自由”的呐喊，以笔为枪唤醒民众。这些行动的本质，都是“推母爱以爱我的民族与人群”的实践，而永安下渡村的童年母爱，正是这一切的精神最初起点，而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正是引领邹韬奋思想奋勇前行的战斗号角。

四、精神同构：邹韬奋精神就是“为人民服务”精神的核心印证

毛泽东题词以：“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作结，直接将邹韬奋精神与“为人民服务”精神划上等号。这种定性并非主观性拔高，而是基于两者精神内核的高度同构——毛泽东题词的三个核心维度，与邹韬奋的一生实践精准对应，且这种对应可清晰追溯至永安下渡村母爱的精神萌芽。

1、 “热爱人民”：精神立场的源头契合

毛泽东题词将“热爱人民”置于首位，这恰是邹韬奋一生的核心立场，而这一立场的思想源头，正是永安下渡村元宵夜母爱的启蒙。童年时期在母亲呵护下形成的“关怀他人”的情感认知，成年后转化为对“人民”的深厚情感——他在《生活》周刊发刊词中写道，“我们的刊物，要为劳苦大众说话，要成为他们的喉舌”，这种“为大众”的立场，不是后天被动接受的理念，而是源于童年情感的主动延伸，与“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完全一致。

2、 “真诚地为人民服务”：实践路径的高度统一

“真诚地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题词的核心，也是邹韬奋新闻出版实践的思想底色。他提出“服务要彻底”的理念，拒绝商业广告对办刊宗旨的裹挟——即便《生活》周刊销量激增，他仍坚持“不登有损读者利益的广告”，甚至因拒绝某烟草商的高额广告投放，导致刊物收入减少；他创办的生活书店，在抗战期间向敌后根据地输送进步书籍，即便面临日伪查封的风险，仍坚持“为人民提供精神食粮”。这种“不计得失、只为服务”的真诚，与“为人民服务”的实践要求高度统一，而其精神根源，正是永安下渡村童年时期母亲给予的“无条件关爱”——他将这份“真诚”从家庭延伸到对民族、对人民的服务之中。

3、“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精神境界的终极重合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毛泽东对邹韬奋生命状态的精准概括，也是“为人民服务”精神的最高境界。即便身陷“七君子事件”的牢狱，他仍在狱中写作《经历》，记录为民众发声的历程；晚年病重时，他在病榻上完成《患难余生记》，继续宣传抗日主张；临终前，他留下遗言“我愿以党员身份为人民奋斗到最后一刻”，直至生命终结，仍坚守“为人民”的初心。这种“一生奉献、至死不渝”的境界，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生动诠释，它与“为人民服务”的牺牲精神高度重合。

从“热爱人民”的立场，到“真诚服务”的实践，再到“鞠躬尽瘁”的境界，邹韬奋的一生完整呼应毛泽东题词的核心内涵，充分印证了“邹韬奋的精神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永安下渡村出生地的确认，为这一论断找到了最源头的情感根基与史实支撑。

五、研究价值与启示

邹韬奋出生地的研究成果与重要的学术价值，彻底地修正了史实上长期存在记谬误，完善其精神溯源逻辑。

在现有邹韬奋研究中，由于对“邹舒宇永安任职期间”的误读，长期干扰了邹韬奋出生地的考证，而本研究依托《邹舒宇宦迹考略》，明确修正这一认知，明确邹韬奋祖父邹舒宇在永安任知县的史实，使邹韬奋出生地证据链更加准确严谨；同时，首次将《我的母亲》的史实、狱中题写与下渡的“母爱启蒙”加以关联，深刻地揭示“稳定家庭陪伴对精神萌芽的重要性”，填补了邹韬奋精神溯源中“情感源头与史实结合”的空白。

此外，研究突破“宏大精神必源于宏大事件”的惯性思维，以“童年母爱—成年服务—时代定性”的逻辑，展现“微观情感体验如何升华为宏观精神”的过程，为近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研究提供“从个体到时代”的新视角。

这种具有创造性的研究实践启示，为当代“为人民服务”精神传承提供鲜活范本。邹韬奋精神与为人民服务精神的同构性，对当代人践行“为人民服务”具有重要启示。邹韬奋这种价值追求需做到“终身坚守”：“至死为人民”的奉献精神，证明“为人民服务”不是阶段性的任务，而是终身信仰，一生追求，它启示当代人应将为民初心融入长期实践，而非浅尝辄止。

六、结论

毛泽东为邹韬奋题写的：“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这一以权威论断明确邹韬奋精神与“为人民服务”精神的同构性划上了等号；而《邹舒宇宦迹考略》对邹韬奋父亲邹国珍“随祖父居永安的史实全面厘清，结合家族口述与文本的印证，最终确认永安下渡村为邹韬奋出生地，为其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找到了最源头的情感土壤。

从永安下渡童年时期的母爱萌芽，到成年后“推母爱以爱我的民族与人群”的实践升华，再到毛泽东题词的权威时代定性，邹韬奋的精神轨迹越发清晰证明：“为人民服务”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源于具体生命体验、是在一生实践中不断沉淀的价值追求。这一研究不仅以精准史实修正此前的认知谬误，更让当代人读懂：伟大的精神往往始于朴素的情感，坚守初心、服务人民，正是邹韬奋精神留给我们的最宝贵财富，也是“为人民服务”精神在当代传承的核心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