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孝义：永安：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最初转型的践行地

^主安安2025/10/28 18:14:48

安孝义：永安：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最初转型的践行地

《永安：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最初转型的践行地》

摘要

1934年7月至8月，福建永安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战略转型的关键节点。

《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征，揭开了北上抗日与长征的序幕；而中共中央随后发布的《使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成为真正的广大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则从理论层面补充并升华了前序行动，将其从单纯的战略转移举措，正式定性为“全民族抗战的起点”。

这份历史性的文件不仅构建了“武装民众民族革命战争”的理论框架，更推动党完成了从“阶级斗争”到“民族救亡”的战略认知升级，使永安成为党史上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型的独特见证地，为后续全民族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思想与实践基础。

关键词

永安；北上抗日先遣队；民族革命战争；战略转型；理论补充

一、1934年8月16日文件：为《北上抗日宣言》完成了“理论升维”

1934年7月15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在福建永安正式发布，同日，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永安小陶集结地出发，这一行动标志着中共抗日主张从“理论倡导”转向“实践落地”，成为揭开北上抗日与长征的序幕的“实践起点”。

但此时的行动仍停留在“举措执行”开局的层面，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理论支撑与历史定性，而同年8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使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成为真正的广大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承担起“理论补充与价值升华”的核心功能。

文件称“红军抗日先遣队将在实际上昭示全国民众，苏维埃和红军，是比诸其他一切，更能彻底进行和领导广大的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但是正因为这个战争的军事领导权还在国民党的手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从福建永安出发的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开展争夺民族革命战争军事领导权的先锋。

该文件并非孤立的政策文本，而是紧密围绕《北上抗日宣言》的实践展开深度的针对性理论建构。一方面，它明确回答了“为何战”的根本问题——跳出此前阶级斗争的单一维度，将先遣队行动的目标定义为“民族革命”，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中华民族存续，使行动的价值取向从“阶级利益”转向“民族利益”；另一方面，它系统阐述了“如何战”的路径方法——提出“武装民众民族革命战争”理论，强调通过先遣队的军事实践，动员全国工农、爱国力量共同参与抗战，打破“孤军作战”的局限。通过这两重理论补充，《北上抗日宣言》所开启的“序幕性行动”彻底突破“战略转移配合举措”的定位，被正式升格为“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完成了从“行动发起”到“理论定性”的关键跨越。

文件称：“在党的领导之下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是我们的党在实现武装民众民族革命战争的一贯的事业中的一个步骤，一个重要的步骤。”“所以我们才能冲破帝国主义国民党一切挡阻红军直接抗日的企图，使抗日的战线出现了一支伟大的力量——红军，在这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直接阻碍帝国主义的瓜分与国民党的卖国。但是，因为国民党的欺骗和阻挠，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还有许多缺点和不足，所以抗日战争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广大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故在党的面前的伟大任务，是要使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成为真正广大的武装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文件还开诚布公地宣称这一行动的目的也是为了“使红军主力能够直接北上抗日。”这就是说中共中央以明确的方式多次宣告了从永安出发的先遣队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而红军主力部队也将能的直接北上抗日运日。中共中央认为“我们全党，为着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大事业，一致紧張的动员起来！”（载1934年816日《斗争》第70期）

此前，《毛泽东同志谈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31日）称：“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先遣队已经出动了！我们英勇工农红军已经以实际的行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中国于危亡，同时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下令全国红军准备随时随着先遣队出发。”（载1934年8月1日《红色中华》第221期）

从历史逻辑上来看，《北上抗日宣言》与8月16日的文件，呈现“行”与“知”的辩证统一关系：宣言是“行”的起点，以具体行动亮明中共的抗日立场；文件是“知”的深化，以理论建构赋予行动更加深厚的历史意义。正是这份文件理论的深度补充，使永安出发的先遣队行动更加不再仅是单纯的行军或宣言的“后续执行”，而是成为中共从阶级革命转向民族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点”，让永安成为“民族革命战争开端”的定位，有了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撑，也让永安的历史地位从“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多层面地升华界定为“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战略转型的见证地”。

二、文件驱动：以理论补充推动战略转型“落地生根”

倘若缺少8月16日文件的理论深度补充，《北上抗日宣言》的行动可能仅停留在“阶段性举措”行动的层面，难以形成长效的战略导向。文件通过补充肯定了先遣队的行动具有“民族革命战争”的核心理论依据，为宣言行动赋予了更宏大的历史坐标：它将从永安出发的先遣队北上抗日字行动，从“突破国民党围剿、保存红军实力”的战术目标，升维至“为全民族存续而战”的战略目标，使中共的革命重心转移不再是被动的“阶级革命的形势所迫”，而是主动的“民族革命战略的选择”，有力地推动党在永安随着宣言的发布和先遣队的行动，完成了从“阶级革命”到“民族革命”的认知升级。

2.1 理论补充筑牢政治合法性根基

在国民党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并通过舆论抹黑中共“只打内战、不顾民族危亡”的背景下，8月16日文件的理论，补充成为中共争取政治、军事主动的关键武器。文件以“全民族抗战起点”的理论定性，从根本上回应了外界质疑——它用“民族革命”的理论框架，清晰证明中共的行动并非是“党派之争”，而是为了维护全民族利益的正义之举。这种理论建构让中共牢牢占据“民族大义”话语权的制高点，不仅扭转了舆论被动的局面，更为后续联合各民主党派、争取社会各界支持、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关键的理论依据。

2.2 理论补充完善军事行动逻辑

《北上抗日宣言》的核心功能是“宣告主张”，对如何将行动与民族革命目标深度结合缺乏系统的阐述，而8月16日的文件则通过补充“真正的广大的武装民众民族革命战争”的理论，完善了政治界定与军事行动的逻辑闭环。文件明确指出先遣队的行动不仅仅是“北上抗日”，更承担着“动员全民抗日”的示范任务——先遣队在途经闽、浙、皖等地时，沿途张贴宣言、召开群众大会、建立抗日群众组织，正是对这一补充理论的生动实践。这种“政治引领+军事行动+群众动员”的结合，让中共的政治、军事斗争突破了单纯的战场局限，成为推动民族革命思想传播、凝聚全民抗战力量的“动员载体”，为后续“人民战争”思想的形成埋下伏笔。

三、文件影响：以理论补充贯通历史脉络，锚定转型意义

8月16日文件理论的深度补充，不仅为永安行动赋予了即时性的历史定位，更在更长的历史维度中，成为连接长征与全民族抗战的“思想纽带”，使中共的战略转型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文件通过“民族革命战争开端”的理论定性，将《北上抗日宣言》开启的“序幕行动”，与长征的“战略转移”、后续抗战的“全民动员”紧密地串联在一起：先遣队的北上行动不再是孤立的“为长征铺路”，而是“为全民族的抗战探路”——它在吸引国民党兵力、减轻中央苏区反“围剿”压力的同时，更是向全国传递了“中共愿为民族而战”的重大核心信号，让长征的“战略转移”注入“北上抗日”的思想灵魂并与民族救亡的“历史使命”深度绑定，赋予了长征更加宏大的民族意义。

3.1 为全民族抗战理论提供“源头补充”

文件补充的“真正的广大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等理论，并非是临时的政策表述，而是在宣言中与先遣队的行动中已蕴藏着厚重的要素，它成为了中共后续抗战理论体系的“核心素材”。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动员全民族力量，实行人民战争”的核心主张，正是对8月16日文件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两者均强调“民众是抗战的根基”“军队与民众结合是胜利关键”，从理论逻辑上形成了清晰的传承关系。可以说，没有8月16日文件对《北上抗日宣言》的理论深度补充，中共早期抗战理论体系便缺少“从行动到理论”的关键一环，全民族抗战的理论建构也将失去这一重要的“源头支撑”。

3.2 以理论补充化解“开端争议”

关于全民族抗战“开端”的历史讨论中，虽有部分学者认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已属局部抗战，但8月16日的文件的核心价值在于，它首次从中共中央的层面，通过理论补充的方式，将红军的武装行动明确升格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这种“升格”并非否定此前的局部抗战，而是实现了从“零散的局部抗争”到“系统的民族革命战略”的突破——它让“开端”不再是模糊的“行动时间点”，而是有明确理论定义、战略目标的“历史坐标”，证明从永安出发的先遣队的行动具有“开端意义”，它是源于中共中央理论指导下的“政治与军事的战略转向”，而非单纯的时间先后，为化解历史争议提供了准确、关键的文献依据。

3.3 为统一战线埋下“隐性伏笔”

尽管受彼时在“左”倾路线影响下，文件仍保留“反蒋”的表述，但核心导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它将“抗日”定义为“全民族的共同任务”，而非是某一阶级的专属使命。这种“超越阶级、聚焦民族”的理论定位，打破了“抗日只是党派之争”的认知误区，让社会各界清晰看到中共“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坚定立场。先遣队在北上抗日途中，不仅动员工农群众，更积极团结爱国绅士、进步学生、地方武装，它正是这一理论导向的实践体现，也为1935年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的实现，埋下了关键的“隐性伏笔”。

四、结语

福建永安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最初转型的“践行地”，核心在于1934年7月至8月间形成的“行动+理论”双重支撑：《北上抗日宣言》与先遣队出征，让转型有了“实践载体”；8月16日文件的理论补充，让转型有了“思想内核”。这份文件通过为宣言行动，肯定的明确补充了“民族革命战争”的理论框架，不仅将永安的行动从“行动层面的开端”升华为“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转型标杆”，更推动中共完成了从“代表工农阶级”到“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历史角色转变。

从历史价值来看，8月16日文件与永安的革命实践，共同构成了中国北上抗战与长征史上的“第一声号角”——它不仅是一份单纯的历史文献，更是中共在生死存亡关头的“思想抉择”，为后续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早期的战略认知基础。永安的转型实践也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随时代发展不断自我革新的历史，这一历史逻辑，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略）

（共437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