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孝义：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长征历史的统一性

^主安安2025/11/20 15:05:07

安孝义：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长征历史的统一性

《战略一体与精神同源——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长征历史的统一性》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诗中，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红军长征，常被视作两段各有侧重的历史篇章。前者多被置于土地革命战争的延续性叙事中，后者则以“北上抗日”的鲜明旗帜，成为民族革命转向的标志性事件。然而当我们穿透历史的表象，从党的战略全局与民族危机的宏观视野出发，就会发现这两大实践，实为同一历史进程中相互支撑、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它们都是在党的“保存革命力量、转向民族抗战”的共同目标下，以“转战北上”与“坚守南方”的不同形式，共同推动着中国革命从阶级矛盾为主，向民族矛盾为主的历史性转变，共同构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早期完整图景。

从党史研究的学术逻辑和认知深化程度上来看，这种研究可以视为一次重要突破。研究中提炼出的独特视角，触及了历史叙事背后更深层次的政党特质与战略逻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民族危局下的战略同频：从阶级战场到民族战场的同步转向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日本侵华步伐不断加剧，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民族危机如乌云压境，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悄然重构。面对这一变局，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重心随之调整，“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成为贯穿一切工作的核心指针。这一战略转向并非是孤立存在，而是如一条隐形的红线，贯穿于主力红军与南方留守部队的全部革命实践之中，形成了“全党一盘棋”的战略同频。

中央主力红军的长征，绝非单纯只是“军事转移”，而是承载着“北上抗日”明确的民族使命。1935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抵达陕北后，随即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喊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时代强音；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后，更是将“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战”作为首要任务。这种“以转移求生存、以生存谋抗日”的逻辑链，清晰地展现了中央主力红军向民族革命战场的主动跨越。

与此同时，南方留守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同样镌刻着民族革命的战略基因。项英、陈毅等人在南方游击区多次强调，斗争的意义“不仅是保存火种，更是为了在南方播撒抗日的种子”。他们在赣粤边的密林中张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的标语，在闽西游击区发动群众抵制日货，甚至在浙南与零星日军展开早期对抗。这些实践印证着：南方红军的“丛林坚守”，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阶级斗争范畴，成为党在南方布局民族革命的战略支点。

这种战略转向的同步性，源于民族危机的共同催化，更源于党的统一领导——主力红军的“北上”与南方红军的“留守”，看似路径相异，实则都是对“抗日救亡”时代命题的回应，都是民族革命战争的早期实践形态。

二、全局统筹中的实践互补：党的领导艺术与革命力量的整体性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历来擅长“全党服从中央”“全国一盘棋”的战略布局，主力红军长征与南方留守部队的部署，正是这种领导智慧的生动体现。这一研究观点对三年游击战争与长征一体化同步进入民族革命的表叙，在实际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绝对权威与崇高地位，这种全党一条心，全国一盘棋的展现，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全国性的政党，具有驾驭全国政治风云变幻的能力，也是成为抗战中流砥柱的具体表现。

1934年10月，中央在决定主力长征的同时，专门成立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委员的中央分局，明确其任务是“掩护主力转移，开展游击战争，保存力量以待抗战”。中央这一部署绝非是权宜之计，而是“主力北上开辟抗日通道、南方留守积蓄抗战力量”的整体性战略设计。

我们从它的实践效果上来看，两者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形成了精妙的战略互补。主力红军的长征吸引了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兵力，为南方游击区的初期坚持创造了空间；而南方留守红军在十几个省份的持续斗争，牵制了近40万国民党军队，极大减轻了主力红军的北上压力。这种“一进一守”的完美配合，生动诠释了党对革命力量的全局掌控能力。

更为深刻的是，两者在“为民族抗战储备力量”的目标上具有高度的一致。长征的胜利使党和红军在西北站稳脚跟，为领导全国抗战建立了稳固基地；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保存的近3万红军，后来改编为新四军，成为华东抗战的中流砥柱。正如毛泽东所言，南方游击区“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这一评价精准揭示了其与长征在民族革命中的互补价值。

三、历史定位的深化与当代意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长征同步进入民族革命阶段

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长征视为战略一体的历史实践，并非对既有叙事的否定，而是对历史本质的回归——这一研究视角的突破，首先在于还原了历史的整体性。它打破了传统“分割式叙事”的历史局限，揭示出两者在民族危机背景下的内在紧密关联：主力红军的“北上抗日”与南方红军的“待机抗战”，都是党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早期布局，共同构成了从土地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变的完整链条。

其次，这一研究强化了党的领导的前瞻性。文献史料表明，南方红军的“民族革命先锋”属性，并非事后赋予，而是党在长征伊始之时就有的战略设计。这种“同步布局”的实践，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中流砥柱”的结论，提供了最早的历史佐证，彰显了党在民族危亡时刻把握大势、统筹全局的成熟领导力。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认知丰富了革命精神的时代内涵。长征中“雪山草地的坚韧”与南方游击战“丛林野菜的坚守”，虽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都共同孕育了“对党忠诚、为国担当”的思想精神内核。在今天，这种精神共鸣能让我们更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源于其总能在关键时刻凝聚各方力量、引领历史方向的特质。

四、历史叙事的深层意义：不仅是对历史细节的丰富，更是通过展现革命实践的“复杂性”与“统一性”，让人们从更立体的视角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智慧和革命精神

三年游击战争的“坚守”与长征的“转移”，看似路径不同，却都是在“为民族谋解放”的目标下形成了奇妙的互补，长征以战略机动打开了抗日新局面，游击战争则以“扎根原地”坚守住了南方的革命根基。这种“和而不同”的斗争图景，恰恰体现了党在复杂环境中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应变的特质——既牢牢把握“抗日救亡”的大方向，又能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策略，最终汇聚成推动民族革命的合力。

当我们从这种“互补性”中读懂革命的艰难与智慧，读懂不同战场的战士们如何在党的旗帜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自然会对“为什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有更深刻的体悟。这种认知带来的情感共鸣，正是“热爱党、拥护党、跟党走”最坚实的思想根基——因为它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从历史深处生长出来的理性认同与情感认同。

五、历史认知的校准，从来都不只是学术层面的探讨，更直接关联着亲历者的情感认同和历史归属感：

南方留守红军的将士们，当年在深山密林中餐风饮露，用最原始的武器对抗数倍于己的敌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始终记得自己是“红军的正规部队”，是带着党的使命坚守的战士。当历史叙述明确他们与长征主力红军同步投身民族革命战争，确认其“民族革命先锋”的地位，本质上是对他们牺牲与坚守的价值回应：他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残余抵抗”，而是和主力红军一样，在民族危亡之际扛起了使命，这份认同对老战士而言，是跨越岁月的精神慰藉。

而将三年游击战争与长征精神并列弘扬，更是从精神内核上找到了两者的共通之处——无论是长征中突破天险的坚韧，还是南方游击战中“野菜充饥志越坚”的不屈，本质上都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对信仰的坚守，对民族未来的担当。这种精神层面的共鸣，让南方留守红军的贡献不再是历史叙事中的“补充说明”，而是与主力红军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精神谱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对留守根据地的红军老战士来说，这种“被看见”“被确认”的归属感，或许比任何荣誉都更加珍贵；而对后人而言，这样的历史性的还原，也让我们得以更完整地读懂中国革命史上那些“沉默的英雄”，读懂他们用热血写就的忠诚与担当。

六、打破了“分割式叙事”的局限：都构筑了万世不朽的长征魂！

“还有一部分红军将士，他们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他们条件更苦，遇险更烈，但他们舍身忘命。理想、信念、旗帜、精神，这一切，都构筑了万世不朽的长征魂！”

以往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长征的研究，常因空间分隔、斗争形式差异而相对独立展开，容易弱化两者在战略全局中的内在关联。而将二者置于“一体化”框架下，揭示出它们作为党在同一历史阶段，在民族危机加剧、战略转向关键期，两大核心实践，共享“保存革命力量、转向民族抗战”的战略目标，这种“关联性叙事”让党史的整体性、系统性更清晰。
从党史研究的学术逻辑和认知深化来看，这种研究确实可以视为一次重要突破。这种突破体现在两个关键层面：其一，它打破了以往“分割式叙事”的历史局限，传统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长征的研究，常因空间分隔、斗争形式差异而相对独立展开，容易弱化两者在战略全局中的内在关联性。该研究将二者置于“一体化”的框架下，揭示出它们作为党在同一历史阶段（民族危机加剧、战略转向关键期）的两大核心实践，共享“保存革命力量、转向民族抗战”的战略目标，这种“关联性叙事”让党史的整体性、系统性更清晰。
研究深化了对党的领导艺术的认知，通过具体史实证明，党在应对复杂局面时，既能有“主力北上”的宏观布局，也能有“南方留守”的精细部署，两者看似分散却始终围绕党的核心战略运转。这种“全局统筹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的领导智慧，是对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中成熟性的生动注解，也为理解党的领导力提供了更具体的历史依据。其次，从学术价值而言，这种突破不是对历史的“颠覆”，而是在扎实史料基础上对历史逻辑的“重构”——让原本可能被视为“支线”的南方游击战争，与“主线”长征形成相互印证、相互支撑的关系，从而更完整地还原了党在1930年代中期那段艰难岁月中的战略抉择与实践全貌，这对党史研究的深度拓展具有启示意义。

七、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属于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范畴。
民族革命战争的核心是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年游击战争与长征，在本质上是在国共内战背景下，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保存革命力量而进行的斗争，其根本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最终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与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总方向一致。
这一研究视角，实际上是从更宏观的历史语境和中共战略全局出发，重新审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定位。
从历史背景来看，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侵华加剧，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逐渐从阶级矛盾向民族矛盾转化，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性愈发凸显。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战略目标中，本身就包含着北上抗日、推动民族革命的重要指向。而南方留守红军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不仅保存了革命火种，更在南方广大地区持续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客观上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队，减轻了主力红军的压力，同时也在局部地区播撒了抗日的种子，为后续国共合作抗日、将革命力量转化为民族抗战力量奠定了基础。
将南方留守红军的斗争视为与主力红军长征同步进入民族革命战争，这一视角的突破在于：它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面前的整体性战略布局——无论是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以寻求更广阔的抗日空间，还是留守红军的原地坚持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本质上都是为了推动民族独立和解放，都是民族革命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认知也更充分地彰显了南方近三万留守红军作为“民族革命先锋”的历史价值，使其与主力红军在民族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呼应，共同构成了中共领导下民族革命战争的早期实践图景。
这种历史研究的深化，有助于我们更全面、立体地理解中国革命从土地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变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整体性，也更充分地肯定了不同革命力量在历史转折时期的独特贡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些坚守南方根据地的红军游击武装，改编为新四军等抗日力量，直接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也进一步体现了其与民族革命战争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八、历史研究的突破绝非凭空建构；它是建立在对原始文献的深入挖掘和对历史逻辑的严谨梳理之上：
毛泽东、项英、陈毅等领导人对三年游击战争的相关论述，正是最直接的文献依据。这些表述清晰表明，南方留守红军的斗争从一开始就与民族危机的加剧、党的抗日战略导向紧密关联；他们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既是应对国民党“围剿”的生存之战，更是着眼于未来抗日大局的战略坚守。无论是保存革命力量以待抗日时机，还是在群众中宣传抗日主张、积蓄抗日力量，其工作的根本指向都已融入民族革命的大框架。
我们若将其单纯囿于土地革命阶段，确实难以解释党的这些明确的战略意图和实践指向。事实上，从阶级战场向民族战场的转变，本身就是一个渐进且多线并行的过程——主力红军北上抗日是一条主线，南方留守红军的坚持则是另一条重要支线，两者虽形式不同，但目标一致，都是党在民族危机下整体战略的体现。这种多线并进的实践，恰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中既有全局统筹，又能因时因地制宜的成熟领导艺术。
因此，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不仅还原了文献记载的真实逻辑，更纠正了长期可能存在的历史认知偏差，让南方留守红军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角色从“后续融入”变为“同步参与”，这无疑更贴合历史的本来面貌。
从赣南游击词的“夜宿茅棚”到毛泽东七律•长征的“三军过后”，不同的斗争场景，同样的革命信念。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长征的战略一体性，不仅是历史事实的客观必然的呈现，更是对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谋复兴”初心的生动诠释——这正是党史研究“资政育人”的深层价值所在。
我们可以说，这种历史叙事的深化，不仅还原了革命实践的整体性，更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进程中，从战略布局到组织动员的内在优势，这对于理解其在历史转折中的核心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九、三年游击战与长征进行一体化叙事：它既是对中国革命历史整体性的深刻还原，也为理解当代中国的精神内核与政治逻辑提供了重要视角，具有鲜明的学术新意与政治高度
历史叙事的完整性建构，是以突破线性史观的学术价值的研究。
长期以来，三年游击战争的历程，常被视为土地革命时期的“余绪”叙事，一体化叙事打破了这种分割，揭示二者本质上是中国革命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体两面”。长征是战略转移中的主动突围，通过大范围机动保存革命火种，为新的斗争格局奠定基础；而南方三年游击战则是战略牵制中的顽强坚守，在敌人核心统治区域形成“革命孤岛”，既牵制了国民党军主力、配合了长征，又延续了地方革命力量，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游击战的预演。这种叙事重构了中国革命“流动与坚守”“全局与局部”的辩证关系，突破了传统革命史研究中“重长征、轻游击”的线性思维，更完整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保存、发展革命力量的历史智慧。
一体化是政治价值的当代阐释，是精神传承与治理启示。从政治高度看，一体化叙事的意义体现在双重维度：其一，它具有精神谱系的延续性。长征体现的“信念如铁、向死而生”与游击战展现的“扎根群众、灵活应变”，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核心特质。这种精神在当代转化为“攻坚克难”的改革意志（如脱贫攻坚）与“因地制宜”的治理智慧（如基层治理创新），为应对复杂挑战提供了精神锚点。其二，政党本质的再确认：二者共同证明，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宏大战略的执行力，更在于绝境中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长征中“半条被子”的故事与游击战中“群众用身体掩护党员”的史实，本质上都是“人民至上”理念的历史印证。这一叙事在当代强化了党的执政合法性根基，回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时代之问。
简而言之，一体化叙事既是对历史真相的回归，更是对革命精神当代价值的激活，为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选择提供了新的深层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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