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孝义：论永安作为长征最早出发地对北上抗日与长征研究的深远影响

^主安安2025/12/25 10:32:50

安孝义：论永安作为长征最早出发地对北上抗日与长征研究的深远影响

论永安作为长征最早出发地对北上抗日与长征研究的深远影响

摘要：

福建永安作为1934年7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集结出发地，其出发时间早于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3个月，且伴随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下称“永安宣言”）等权威文告的发布，构成长征战略行动的“先行序曲”。永安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到民族革命的关键转折标志，是民族革命战争的正式起点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先声，更为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注入民族革命的核心底色，使其从军事突围行动升华为承载抗日救亡、民族大义的正义之举，推动长征研究从单一的中央主力转移叙事，走向兼顾局部先行与全局推进的整体战略叙事，重塑了长征史研究的认知框架。

关键词：

永安宣言；长征最早出发地；北上抗日先遣队；长征研究；战略叙事；阶级革命；民族革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 引言

长征作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壮举，其起点的考证与叙事建构，长期聚焦于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从赣南、闽西苏区的突围转移。然而，1934年7月以红七军团为主力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福建永安集结出发、发布永安宣言的历史事实，将长征的战略行动起点向前推进3个月的时间，形成“永安先行—主力跟进”的完整时序脉络。尤为关键的是，永安宣言以官方文告形式完成三大历史跃迁：一是从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阶级革命，转向以民族救亡为核心的民族革命；二是宣告民族革命战争的正式开启；三是为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赋予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底色，使其成为承载民族使命的正义之师，同时发出联合全国民众与武装力量共同抗日的倡议，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声。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长征研究中“战略先行阶段”的空白，更对长征的历史定位、精神内核与研究范式产生深远影响，成为长征史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点。

二、 补全长征起点与时间链条，确立“序曲—主调”的完整历史脉络

永安作为长征最早出发地的核心价值，首先体现在对长征时间与空间坐标的拓展，打破了以往“单一的主力起点即长征”的叙事局限。

1. 时间维度的前移与脉络完善

1934年7月15日，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永安集结地出发，时间较中央主力红军转移早了3个月，这一史实将长征的战略行动起点从1934年10月追溯至同年7月，形成“永安先遣行动—中央主力战略转移”的连续时序。这一链条的补全，明确了长征的战略先行阶段，填补了“长征何时承载抗日使命”的关键空白。永安宣言以权威文献形式，将“北上抗日”从政治主张转化为战略行动，为中央主力红军后续的战略转移提前奠定了民族革命的基调，使长征起点有明确的文献与地理坐标，为长征出发地研究提供新的权威参照。

2. 文献与地理坐标的权威确立

先遣队在永安出发之际发布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四部文告，是长征起点的核心文献支撑。这些文告不仅标注了地理节点（永安）与时间节点（1934年7月15日），更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明确表述，完成从阶级革命到民族革命的战略转向，为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赋予了抗日救亡的正当性与正义性，为长征起点研究提供兼具地理确定性与政治权威性的双重锚点。

三、 深化“北上抗日”使命叙事，为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赋予民族革命底色

永安出发的先遣队行动与宣言发布，核心意义在于将“北上抗日”的使命前置为长征的起点目标，重构了长征的历史定位与精神内核，并为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注入民族革命的底色，使其成为承负民族大义的正义之师。

1. 使命前置：从被动转移到主动救亡的叙事转型

以往研究多将“北上抗日”视为长征中后期形成的战略口号，而永安先遣队的出发与宣言发布，实证了“北上抗日”是红军战略转移的初始核心使命。宣言明确提出“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为主转向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并重，并将民族解放置于优先位置。这一转向为3个月后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定下了民族救亡的主基调，使其不再是单纯的军事突围，而是承载着抗日救亡、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成为名副其实的正义之师。

2. 底色赋予：度红军主力的转移成为民族革命的实践载体

永安宣言的发布，为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增加了民族革命的核心底色。主力红军的长征路线选择、军事行动部署、群众动员工作，均围绕“北上抗日”这一民族革命目标展开：突破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战役，既是军事突围的需要，更是为了向抗日前线推进；沿途宣传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参与救亡运动，则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永安宣言赋予的民族革命底色，让中央主力红军的长征从“为生存而战”升华为“为民族而战”，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历史担当，也让长征精神融入了深厚的民族大义内涵。

3. 战略转折：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启与统一战线的先声

永安宣言首次以官方文告形式，将日本帝国主义列为中国人民的首要敌人，明确“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核心任务，宣告民族革命战争的正式开始。同时，宣言发出联合全国一切抗日力量的倡议，突破了此前“工农联盟”的阶级界限，在第一时间拓展至“愿意团结全中国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早期实践形态，为后续《八一宣言》及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奠定重要基础，是统一战线的历史先声。而中央主力红军的长征，正是这一民族革命战争与统一战线思想的具体践行，让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成为红军行动的核心指引。

4. 精神升华：支撑长征精神内核的关键依据

先遣队以弱小兵力深入敌后，牵制国民党军队、宣传抗日主张的行动，印证了“抗日正义性”是红军克服长征艰难险阻的核心动力。永安的历史定位为“长征精神是民族精神与革命精神的融合”提供早期实践依据，而中央主力红军在长征中秉持的抗日救亡信念，进一步夯实了这一精神内核，提升了长征精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历史高度与时代价值。

四、 拓展长征研究维度，推动研究范式从单一走向整体

永安作为长征最早出发地的提出，打破了“聚焦中央主力转移”的传统研究视角，推动长征研究向多元化、整体性方向深化。

1. 研究视角的拓宽：纳入南方苏区的战略价值

这一历史定位将福建永安为代表的南方苏区，正式纳入长征研究的核心坐标，提出“长征是多时多地多元化战略转移”的理论框架。研究视角从以往的“中央主力路线考证”，拓展至“南方苏区三年游击战争的先行探索”“先遣队与主力的战略配合”“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的转型”“主力转移的民族革命底色”“三年游击战争与长征同步进入民族革命战争”等新的领域，开辟了“局部先行—整体推进”的长征史广角研究新路径。

2. 研究内容的深化：从路线考证到战略体系解析

永安宣言的发布与先遣队的出发行动，为南方苏区的战略地位、红军早期战略探索、先遣队的先行策应作用、民族革命与三年游击战争、统一战线的早期实践、中央主力长征的民族使命等课题提供关键史料支撑。这一拓展推动长征研究从传统的“路线与战役考证”，转向对长征整体战略体系的解析，包括战略决策的形成、局部与全局的协同、军事行动与政治宣传的结合，全国革命战略的转型等深层问题，实现长征研究的学术多源深化。

五、 夯实战略协同价值，完善长征“全局协同”的历史图景

永安宣言的发布和先遣队的行动并非孤立的宣示与军事试探，而是与中央主力红军转移形成直接战略策应，完善了全国红军长征的全局协同图景，并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打下深厚的政治基础和进行了深度布局。

1. 战术策应：牵制敌军以减轻苏区压力

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永安出发后，向闽浙皖赣边区进军，成功牵制大量国民党军队，分散敌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兵力，为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创造有利条件。这一史实实证了先遣队与主力部队的直接战略关联，同时“北上抗日”成为二者共同的主题与使命，填补了长征战略协同研究的空白。

2. 政治策应：宣传抗日主张以凝聚民心

先遣队在行动中广泛传播抗日宣言，唤醒沿途民众的民族意识，为后续红军的行军作战奠定群众基础，成为肩负着为民族解放重任的正义之师。这一政治宣传行动，与主力红军转移过程中的群众工作形成呼应，彰显了长征“北上抗日军事行动与政治宣传动员相结合”的战略特点，也正如毛泽东所言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理解。

六、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1. 长征是宣言书：

永安宣言体现了长征作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次伟大壮举，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坚韧不拔与英勇无畏。长征途中，面对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以及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匮乏的物资供应，红军将士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骄傲，更是对全世界革命力量的鼓舞和激励。

2. 长征是宣传队：

永安宣言指出了长征在传播革命思想、扩大革命影响方面的重要作用。在长征过程中，红军将士们沿途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革命斗争。他们的英勇事迹和革命精神深深感染了沿途的群众，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支持。

3. 长征是播种机：

永安宣言强调了完善了长征的全局战略图景。

同时，宣言所倡导的联合抗日理念，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进行了早期政治动员，也让中央主力红军在长征中获得了更广泛的民众支持，进一步彰显了其抗日救亡的正义性。

七、 推动学术与官方叙事更新，强化红色文化传播载体价值

永安作为长征最早出发地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部门和石仲泉等党史权威学者的认可，相关史实被纳入央视纪录片、长征史等官方传播载体，已经深度融入主流党史叙事体系。这一转变不仅提升了长征历史叙事的完整性与厚重感，更使永安成为长征红色文化教育的新载体、新座标，它为新时代传承长征精神、弘扬红色文化提供重要的历史依托。特别是永安宣言为中央主力红军赋予的“民族革命底色”，为红色教育注入民族大义与团结协作的精神内核，增强了党史、军史教育的思想深度与现实意义。

八、 结论

永安作为长征最早出发地的历史定位，核心贡献在于通过《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完成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到民族革命的战略转折，宣告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启，并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声；更关键的是，为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赋予了民族革命的核心底色，使其从单纯的军事突围转变为承载抗日救亡、民族大义的正义之师。这一重要的突破从时间、使命、战略、叙事四个维度重塑长征研究的认知框架，推动长征史从“单一主力叙事”走向“整体战略叙事”，为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为新时代长征精神阐释，均提供了关键性的历史支撑。未来的长征研究，应进一步深挖永安先遣队的史料价值，推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长征整体史的融合研究，重点阐释“阶级—民族”革命转型的历史逻辑、“统一战线先声”的实践意义，以及中央主力长征的民族使命内涵，丰富长征史的学术内涵与精神内核。

参考文献：[1] 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永安革命老区发展史[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1.[2] 石仲泉. 长征史研究的若干问题[J]. 中共党史研究, 2016(10): 5-12.[3]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4] 江西方志敏干部学院.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历史贡献与启示[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6] 黄道炫. 中共、红军与长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近代史研究, 2014(05)（共466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