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孝义：红旗不倒：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战略坚守与历史转型

^主安安2025/12/31 14:42:18

安孝义：红旗不倒：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战略坚守与历史转型

红旗不倒：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战略坚守与历史转型（1934-1937）

摘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十五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展开了长达三年的艰苦游击战争。这一历史进程并非是单纯的军事抵抗，而是在全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变的情况下，与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同步实现了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构建了“依靠群众、灵活机动、坚守支点”的斗争模式。 本文基于中央党史研究成果与区域游击战争史料，从战略策应、战术创新、群众基础、历史转型四个维度，系统剖析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性质和实践逻辑；重点阐释其民族革命的属性与牵制国民党重兵、保存革命骨干、维系南方战略支点等方面的核心价值，以及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型的复杂历程。研究表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不仅是长征的重要战略组成部，更是以“红旗不倒”的斗争实践，孕育了独特的革命精神，宏扬了长征精神 为新四军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连接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的关键历史纽带。

关键词：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阶级革命；民族革命；长征；战略支点；游击战术；统一战线；新四军

一、 引言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时，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中国革命陷入严峻危机。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于瑞金成立苏区中央分局与中央军区，任命项英为分局书记、陈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领导留在江西、福建、广东等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约3万余人）继续坚持斗争。这场历时三年的游击战争，面临着国民党军队重兵“碉堡围困、经济封锁、移民并村”的残酷清剿，以及与中央失去联系的孤立无援的困境下，其艰苦程度正是《永远的长征》所评价的“条件更苦，遇险更烈”的生动写照。

长期以来，学界多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视为长征的辅助叙事，对其独立的战略价值与历史转型研究不足。随着党史研究的深化，这一历史进程的独特性日益凸显：它不仅是军事层面的绝境坚守，更是政治层面的战略延续与转型。本文立足中央党史文献与区域研究成果，聚焦“战略坚守”与“历史转型”两大核心，探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如何在绝境中保存革命火种、如何完成从土地革命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揭示其在中国革命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

二、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生成语境与战略定位

2.1 历史绝境：主力转移后的生存危机

中央红军主力撤离后，南方各苏区瞬间沦为国民党“清剿”的重点区域。国民党调集数十万兵力，对各游击区实施“驻剿”“搜剿”“追剿”相结合的残酷战术，辅以“保甲连坐”“经济封锁”，并强制颁发“良民证”“计口售盐”等手段，企图彻底割裂游击队和群众之向的鱼水关系，以期彻底消灭留守红军力量。此时的留守部队面临三重绝境：一是兵力悬殊，从正规军被迫转为分散的游击队；二是补给断绝，只能依靠山林野果与群众秘密接济生存；三是联络中断，各游击区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只能独立决策斗争方向。

2.2 战略使命：从“掩护转移”到“坚守支点”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战略定位和长征同步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传化，并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步演进：初期以“掩护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保卫中央根据地”为核心任务，通过牵制国民党兵力，为长征部队争取战略空间；中期在主力长征胜利后，转向“保存革命力量、坚守南方战略支点”，维系党在南方的革命根基；后期则顺应民族危机加剧的形势，向“联合抗日、构建统一战线”转型，为抗战保存有生力量。这一系到的历史定位转变，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根据时局变化调整斗争策略的政治智慧。

三、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实践逻辑与斗争艺术

3.1 战略转变：民族革命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范式革新

民族革命游击战争初期，留守部队迅速适应形势调整战略部署，以毛泽东“远殖游击”战争思想，从正规战思维转向游击战争实践。 1935年2月，中共中央两次电示苏区中央分局，明确要求“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实行“小游击队分散行动、灵活伏击、依托山地”的游击战术。项英、陈毅等领导人迅速调整策略，将部队分散为若干游击小组，以“昼伏夜行、声东击西”的方式与敌周旋，实现了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战略前提下，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关键转型，成为斗争获胜的核心前提。

3.2 战术创新：因地制宜的游击斗争实践

以永安为代表的岩连宁永根据地，各游击区结合地理特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战术体系：赣粤边游击队以油山为中心，运用“飘忽不定、避实击虚”的战术，在崇山峻岭中与敌周旋；闽东游击队创造“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的战法，依托沿海山地开展突袭作战；浙南游击队则采用“击敌要害、速战速决”的战术，有效牵制国民党兵力。这些战术创新既遵循了“伏击袭击、出奇制胜”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又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实践智慧。

3.3 群众根基：“军民鱼水”的生存保障

南方游击战争的胜利，根本在于始终坚持“紧密联系群众、为群众切身利益斗争”的原则。在白色恐怖下，南方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击队传递情报、运送粮食、救治伤员，成为游击队的“生存根基”。闽西、闽北等游击区通过开展土地革命、保护群众利益，赢得了民众的坚定支持，即便在国民党“移民并村”的高压下，仍构建起秘密的群众联络网络，使游击队得以在绝境中存续。

四、 从游击战争到联合抗日：历史转型与价值升华

4.1 转型困境：统一战线中的斗争与坚守

1936年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但南方游击区的转型之路充满波折。国民党当局实行“北和南剿”方针，表面谈判实则继续“清剿”，甚至制造“漳浦事件”，将闽粤边游击队包围缴械。面对复杂局势，张云逸等中共代表赴南方传达中央指示，指导各游击区在谈判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既要顾全抗日大局，又坚决抵制国民党“收编”“吞并”的阴谋，成功捍卫了革命武装的独立性。

4.2 历史价值：革命火种的保存与传承

三年游击战争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在民族革命战争中“保存了南方革命的种子”：不仅保留了项英、陈毅、粟裕、叶飞等大批革命骨干，更维系了南方八省十五个游击区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南方的战略支点”。这些幸存的武装力量，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改编为新四军，成为大江两岸抗日的重要力量，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武装到抗日武装的历史性转型，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4.3 精神遗产：“红旗不倒”的革命品格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孕育了“忠诚于党、坚韧不拔、乐观向上、依靠群众”的革命精神。在缺衣少食、缺医少药的绝境中，游击队战士昼伏夜行、风餐露宿，面对敌人的残酷清剿与叛徒的出卖，始终坚守革命信念，用生命诠释了“红旗不倒”的铮铮誓言。这种精神与长征精神一脉相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后人在艰难险阻中奋勇前行。

五、 结论

1934-1937年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段兼具战略坚守与历史转型双重属性的关键历程。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在绝境中完成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术革新，从土地革命到民族革命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转型，不仅牵制了国民党重兵、保存了革命火种，更构建了南方抗日的战略支点，为新四军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场战争与长征、北上抗日并非主次依附关系，而是同一历史阶段中“三位一体”的革命实践，共同推动中国革命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迈向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 本文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

其一，突破传统叙事局限，还原历史本真地位。论文跳出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视为“长征附属”的研究框架，通过梳理其战略定位的演进脉络，论证其与长征、北上抗日先遣队同等重要的历史价值，呼应了中央对其“极可宝贵的胜利”的官方评价，推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研究从“辅助叙事”转向“独立范式”。

其二，构建系统分析框架，提供方法论借鉴。创设“语境—实践—转型”的研究框架，将宏观历史背景、中观战术实践与微观转型过程有机融合，既以多区域游击案例实证了“战略转变、战术创新、群众依托”的实践逻辑，又聚焦谈判改编等关键节点，清晰呈现革命武装的转型路径，为同类革命史、军事史研究提供了可复制的分析范式。

其三，填补宏观与微观的研究缺口，强化学术论证。针对当前党史研究中“重主线轻支线”“重定性轻实证”的短板，本文以中央权威文献为依据，结合区域史料与基层实践，将中央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高度评价转化为可验证的学术结论，打通了宏观历史定位与微观史实考证之间的壁垒，完善了中国革命史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的历史链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所孕育的“红旗不倒”革命精神，既是长征精神的延续，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的战略价值与实践智慧，对于深化中国革命史研究、传承红色基因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EB/OL][2] 人民网. 张云逸与新四军的组建[EB/OL][3] 严九发. 改革开放以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研究述评[J]. 维普期刊, 2025(9): 7100816555.[4]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贡献与精神传承[EB/OL].[5] 庄春贤. 论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程及其历史意义[J]. 苏区研究, 2017(2): 82-96.[6] 游国斌. 闽东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经验[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0): 75-78.

附：核心要点与学术价值评述

1. 核心要点

本文研究构建“语境—实践—转型”的研究框架，明确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战略定位从“掩护长征”到“坚守支点”再到“联合抗日”的演进逻辑；揭示其“战略转变、战术创新、群众依托”的实践密码；论证其在保存革命力量、构建抗日战略支点、孕育红色精神等方面的多元价值。

2. 学术价值

第一，突破叙事局限：摆脱将其视为“长征附属”的传统视角，凸显其独立的历史地位与转型意义，丰富中国革命史研究体系。

第二，深化实践研究：结合多区域游击战争案例，剖析战术创新与群众基础的内在关联，为军事史研究提供实证支撑。

第三，联结历史脉络：聚焦从游击战争到新四军组建的转型过程，清晰呈现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的历史衔接，为党史研究提供新的分析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