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孝义：战略一体与精神同源——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长征历史的统一性

^主安安2026/1/1 0:01:23

安孝义：战略一体与精神同源——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长征历史的统一性

战略一体与精神同源——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长征历史的统一性

摘要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主力红军长征，并非土地革命战争与民族革命转向的割裂叙事，而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服务于“保存革命力量、转向民族抗战”共同目标的战略分工与协同行动。二者以“转战北上”与“坚守南方”的不同实践形态，同步推动中国革命从阶级矛盾为主向民族矛盾为主的历史性转变，共享同源同质的革命精神内核，共同构筑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早期完整图景。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蕴含鲜明的民族革命性，与长征、北上抗日在战略方向、目标追求与精神内核上高度契合，全党南北一心、协同推进民族革命的实践，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以福建永安为中心的岩连宁永苏区，作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首个建立且坚持到底的具有中央苏区属性的根据地，正是这一历史逻辑的生动例证。权威文献《永远的长征》评价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条件更苦，遇险更烈”，并明确其与长征“共同构筑了万世不朽的长征魂”，这一论断是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历史地位的高度褒奖与深刻确认，也为其属于民族革命战争范畴提供了最生动的注脚。该观点突破传统党史叙事的分段局限，重塑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定位，将其放在长征中进行一体化叙事，实现了对这一历史事件价值评判的根本性跃升，论文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是对党史研究、历史正本清源、红色基因传承具有多重决定性意义，是对党史研究领域兼具理论创新与现实价值的重要成果。

关键词：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红军长征；集中统一领导；民族革命转型；精神同源；党史研究创新；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福建永安；岩连宁永苏区

一、战略布局：党中央统筹下的分工协同与全局呼应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诗中，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红军长征，常被视作两段各有侧重的不同历史篇章。前者多被置于土地革命战争中的框架下进行延续性叙事，后者则以“北上抗日”的鲜明旗帜，成为民族革命转向的标志性事件。然而穿透厚重的历史表象可以发现，两大实践的发端均源自党中央应对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统筹革命力量存续与民族救亡的全局考量，是同一历史进程中相互支撑、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

1934年10月 主力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前，党中央已作出周密部署：成立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与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项英、陈毅等同志领导留守部队，明确其核心任务为掩护主力转移、保卫苏区、开展游击战争。这一部署与主力红军“北上抗日、开辟新局”的战略方向形成精准呼应，构成“全党一心”全国一盘棋的分工协作格局。而在这一战略的布局中，以福建永安为中心的游击斗争具有开创性意义——1934年春，中革军委在瑞金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九团，直属中革军委领导，由方方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吴胜任团长，挺进龙（岩）连（城）宁（洋）永（安）地区开展“远殖游击”战争，成为中央红军在白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最早部队。

1934年4月18日，红九团在红七军团的支援下一举攻占永安县城，随即成立苏维埃政权“永安县革命委员会”，标志着永安正式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红九团直属中革军委领导，肩负着建党、建军、建政的三重职能，以永安为中心迅速开辟了纵横三百里、涵盖四五万人口的岩连宁永根据地，不仅设有完整的党、政机关，还建立了学校、医院等配套机构，形成了具有中央苏区属性的稳固游击根据地。该根据地是南方八省十五个游击区中首个建立的游击根据地，在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始终坚守红旗不倒，成为党在南方敌后保存革命力量的重要战略支点，受到毛泽东、党中央的高度表彰。留守红军部队以游击作战的灵活形式，牵制国民党军20余万人，显著减轻主力部队的“追剿”压力，为长征的顺利推进创造了关键条件。即便在与中央一度失联的极端困境下，包括岩连宁永根据地在内的各地游击队仍坚守党的领导与既定战略方向，始终以保存革命火种、呼应全局斗争为根本遵循，彰显出高度的战略纪律性与大局观念。

从战略全局视角审视，主力长征的“走”与南方游击的“守”，是党中央基于敌我力量对比与民族危机形势作出的正确辩证决策。而红九团在永安开展的“远殖游击”，正是这种战略分工最早的生动实践——通过在敌后构建稳固根据地，既破坏了敌人的筑路计划与封锁部署，又为后续民族革命战争储备了有生力量，其斗争的前瞻性始终与党中央战略保持高度一致。二者并非彼此孤立的军事行动，而是服务于革命存续与转型的一体两翼，其协同性充分印证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及全党全军上下齐心、步调一致的政治自觉。这种战略协同为后续全党同步转向民族革命、凝聚抗战合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目标导向：保存革命力量与转向民族抗战的内在统一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红军长征的核心目标具有高度一致性，即保存革命骨干力量、推动中国革命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型，这一共同目标决定了两大实践同步进入民族革命战争范畴的历史必然性，也彰显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鲜明的民族革命性。

（一）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民族革命性内核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民族革命性，并非抗战全面爆发后才形成的属性，而是从其发端就蕴含的历史基因。“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作为民族救亡的先锋队，其一切革命实践都已围绕民族独立的核心任务展开。南方游击队的斗争，从表面看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框架下的局部坚守，本质上则却是在第一时间就为民族革命保留并成为重要的战略支点——通过牵制国民党“围剿”兵力，间接支援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行动，打破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为民族抗战保留了珍贵的南方革命力量。

福建永安岩连宁永根据地的斗争，尤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民族革命内核。红九团在根据地内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永安小陶石峰、洪田马洪廖氏祖屋逢源堂等地留存的千余条红军标语中，就包含大量呼吁抗日、反对分裂的内容，如“要求北上抗日，立刻停止进攻苏区，实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反对塘沽协定”等，成为民族革命主张的早期传播的鲜明载体 。这些标语由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九军团、以及少共国际师的“红小鬼”们用锅底灰与桐油混合制成的颜料书写，部分墙体单次书写标语多达16条，形成独特的“标语布告”集群，发挥了“一条标语能抵一个军”的作用，这种系统化、多层次的宣传模式在全国各游击区亦属鲜见 。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党中央及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此时，南方各游击区虽与中央联系不畅，但仍基于对革命形势的准确判断与革命自觉，主动调整斗争策略——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阶级斗争目标，强化转向“抗日反蒋”的民族革命立场，与陕北主力红军的战略转向形成历史性呼应。岩连宁永根据地的游击队在这一过程中，依靠群众支持粉碎敌人多次“清剿”，即便在“昼伏夜行、野菜充饥”的极端困境中，仍坚守抗日主张，体现了顽强坚定的民族革命自觉。

1937年，西安事变国共合作达成后，南方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华中抗日前线，完成了从民族革命的“游击坚守”到投身“抗日参战”的完整转型，成为我党华中地区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其民族革命属性得到充分彰显。其中，岩连宁永边区游击队和闽西抗日红军等一同改组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奔赴抗日前线，将永安根据地积累的游击战争经验运用到民族抗战中，续写了革命使命的传承。

中共中央政治局1937年12月作出的决议明确肯定：南方各游击区“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对其民族革命性的权威印证。

（二）与长征、北上抗日的核心共性

1. 战略方向同源：

三者均以应对民族危机、推动民族抗战为根本方向。长征以“北上抗日”为鲜明旗帜，主力红军历经艰险落脚陕北，建立抗日根据地，打开了全国抗战的战略新局面；北上抗日是党在民族危亡关头提出的核心战略主张，贯穿于长征全过程与南方游击战争的转型实践中；南方游击战争则以“坚守南方”的特殊形式，呼应北上抗日战略，而福建永安岩连宁永根据地作为最早建立的游击支点，其“远殖游击”模式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三者共同指向“民族独立”的历史目标。

2. 实践行动同步：

1935年，瓦窑堡会议后，党明确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长征中的红军、南方游击队同步响应——主力红军在北上途中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南方游击队则调整斗争策略，转向“抗日反蒋”，形成了“北方转战抗日、南方坚守待战”的南北呼应格局。 红九团在永安的斗争始终与这一战略步调保持一致：攻占永安后牵制东线敌军，支援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后坚守根据地，呼应主力北上；抗战爆发后编入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完整践行了党从土地革命向民族革命的战略转型。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分别奔赴华北、华中抗日前线，实现了全党全军各阶段同步投身民族革命战争的战略部署。

3. 群众基础同根：

三者都始终坚持依靠群众、动员群众，为民族革命筑牢根基。长征中红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赢得沿途各族人民支持；南方游击队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与群众结下生死情谊，依靠群众的掩护与支援粉碎敌人“清剿”。岩连宁永根据地的军民鱼水情尤为感人，当地群众不仅为游击队提供物资补给与情报支持，还冒死保护红军伤员，如宁洋接头户张玉书巧妙掩护中医为红军指挥员治病的故事，成为军民同心的生动写照。红军撤离后，群众还用毛边纸、草木灰等遮盖标语，使其得以留存至今，见证了军民鱼水深情 。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靠人民，支援永不忘”的诗句，正是这一联系的集中体现。这种植根群众的斗争方式，与党倡导的全面抗战路线一脉相承，为后续全民族抗战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精神内核：同源同质的革命精神与价值追求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红军长征不仅在战略与目标上高度统一，更是共享着同源同质的革命精神内核，二者共同弘扬和践行着伟大的长征精神，是长征精神在不同斗争场景下的具体呈现，也为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长征精神所蕴含的坚定革命理想信念、不怕艰难险阻、勇于牺牲奉献、坚持团结协作的核心要义，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得到充分彰显。

主力红军在长征途中跨越千山万水，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以非凡的意志诠释“北上抗日”的战略决心；南方游击队则在深山密林中孤悬敌后，经历“昼伏夜行、野菜充饥、衣衫褴褛”的极端艰苦，在与外界隔绝的困境中坚守革命阵地。福建永安岩连宁永根据地的斗争，更是将这种精神发挥到极致——红九团战士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凭借“红旗不倒”的坚定信念，在崇山峻岭中依靠群众与敌周旋，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罗瑞珍（乞丐古）1934年2月，红军解放安砂镇后参加农民赤卫队，当选石碧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带领农民和赤卫队员打土豪、分土地，开仓放粮给穷人。1934年8月，红军主力撤出安砂北上抗日（红七军团为主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后，率领赤卫队员开展游击战争，与敌军进行了半年多艰苦卓绝的顽强斗争，被捕后遭受残忍折磨仍宁死不屈，最终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革命信仰。

从精神维度审视，南方游击队的“坚守”与主力红军的“转战”，本质上是同一革命精神的两种表达形态。红九团在永安开展的“远殖游击”，既要面对敌人的军事“清剿”，又要克服物资匮乏、环境恶劣的困境，更要在与中央失联的情况下保持战略定力，这种斗争的残酷性与艰巨性，正是《永远的长征》所评价的“条件更苦，遇险更烈”的生动写照。而他们始终坚守的革命理想、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都与长征精神一脉相承，共同“构筑了万世不朽的长征魂”。福建各游击区的指战员们，即便只能通过白区报刊获取长征胜利的零星消息，也深受鼓舞，坚定了“革命必胜、抗日必成”的信念，这种精神共鸣成为全党凝聚合力的重要纽带。

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纳入长征精神的弘扬叙事范畴，并非对长征精神的泛化解读，而是对其内涵与外延的丰富和拓展——长征精神不仅是主力红军转战途中的精神标识，更是同期全党全军为民族救亡而奋斗的共同精神符号，这种精神力量成为党在抗日战争中凝聚民心、攻坚克难的核心支撑。而福建永安岩连宁永根据地“最早建立、坚持到底”的斗争历程，正是这一精神的鲜活载体，为长征精神注入了独特的实践内涵。

四、历史结论与学术价值：重塑党史叙事的整体性认知

综上，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红军长征同步进入民族革命战争范畴的创新观点，具备坚实的史实依据与严密的逻辑支撑，完全能够成立。这一观点是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性成果，其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长征历史的研究影响深远，更以“全党齐心南北一致”的革命实践，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以福建永安为中心的岩连宁永苏区，作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开端与核心支点，为这一历史结论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微观佐证。

权威文献《永远的长征》第四集《坚忍不拔》中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评价，精准概括了其历史特质与精神价值：“还有一部分红军将士，他们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他们条件更苦，遇险更烈，但他们舍身忘命。理想、信念、旗帜、精神，这一切，都构筑了万世不朽的长征魂！” 这一论断是党中央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历史地位的最高褒奖与最深刻的确认，更是为其属于民族革命战争范畴提供了最生动的注脚。“条件更苦，遇险更烈”的评价，在岩连宁永根据地的斗争中得到充分印证——相较于主力红军长征的大规模战略转移，红九团以分散、隐蔽的方式在敌后孤军奋战，面临着敌人的反复“清剿”、物资的极度匮乏、与中央失联的孤立无援，其斗争的残酷性与艰巨性毋庸置疑；而“构筑了万世不朽的长征魂”的论断，则从精神本质层面，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长征并列，明确二者同属长征精神的孕育载体，同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源头。这一权威定论，彻底打破了“长征精神专属主力红军”的认知局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民族革命属性提供了精神维度的核心支撑。

（一）突破传统叙事局限，构建党史研究的整体性框架

长期以来，学界多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置于土地革命战争的收尾阶段，与长征的“民族革命转向”叙事相区隔，形成了“分段式”的研究范式，割裂了二者在战略全局中的内在关联，甚至存在“南方游击战争迟滞民族革命进程”的片面认知。本研究以“战略全局”与“民族危机”为双重视角，结合福建永安岩连宁永苏区的具体史实，打通两段历史的逻辑脉络，论证二者是党中央统筹部署下的有机整体，实现了党史叙事从“割裂”到“贯通”的跨越。红九团在永安的“远殖游击”作为党中央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长征的战略协同性，充分证明了南方游击战争并非孤立的局部斗争，而是全党民族革命战略的重要环节。这一研究范式的创新，推动党史研究跳出局部视角的局限，转向全局化、一体化的分析框架，为同类革命史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论范例。

（二）重塑历史定位，彰显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革命价值

研究观点跳出“配角叙事”的传统框架，打破了“长征为主、游击为辅”的固化认知，明确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主力长征“并驾齐驱”的历史地位——二者为党领导下同步转向民族革命的标志性实践，前者以“坚守”为民族革命保留战略支点，后者以“转战”为民族革命树立旗帜，共同推动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型。这一论断实现了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历史地位的决定性跃升，彻底扭转了将其简单归为土地革命战争延续的传统认知。

福建永安岩连宁永根据地作为“最早建立、坚持到底”的中央苏区属性游击根据地，其建党、建军、建政的完整实践，以及牵制敌军、储备力量、传播抗日主张的重要贡献，充分彰显了南方游击战争在民族革命准备阶段的独特价值，让这段长期被边缘化的革命历史，回归到其应有的历史高度。

（三）深化精神阐释，丰富红色基因的传承内涵

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纳入民族革命范畴，拓展了长征精神的内涵与外延，证明长征精神并非主力红军的“专属精神符号”，而是同期全党全军共同的精神追求。《永远的长征》的权威论断，结合福建永安岩连宁永根据地的英雄事迹，进一步夯实了这一认知的理论与史料基础。红九团战士在极端艰苦中坚守信仰、军民同心共抗强敌的斗争历程，为长征精神增添了“坚守阵地、扎根群众”的实践维度。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观点给予了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斗争的广大红军游击战士最公正、最公允的历史评价——他们的舍生忘死并非仅为了延续阶级斗争，而是为民族独立与解放作出的伟大牺牲，其功绩理应与长征将士同载史册。这一研究成果，让红色基因的传承有了更完整的历史文本支撑，有助于当代人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关头的战略远见与牺牲担当，为新时代弘扬革命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提供了更深厚的历史滋养。

（四）实证中流砥柱地位，揭示抗战胜利的历史必然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长征、北上抗日的战略协同与实践同步，从三个维度印证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其一，政治引领上，党最早举起抗日旗帜，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通过战略部署推动全党全军转向民族革命，为全民族抗战指明方向；其二，战略布局上，通过“北上转战”与“南方坚守”的分工协作，构建起全国性的抗日战略格局，为敌后战场的开辟奠定基础；其三，群众动员上，始终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践行全面抗战路线，凝聚起民族救亡的磅礴力量。福建永安岩连宁永根据地的实践，正是这三重引领作用的微观体现——红九团严格遵循党中央战略部署，建立稳固敌后支点，始终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其斗争历程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极端困境中凝聚力量、引领方向，是抗日战争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论。

（五）赋能地方党史研究，推动宏观与微观研究的深度融合

该研究观点为地方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上位理论支撑。以福建永安为代表的南方游击区，其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重要活动区域、揭开北上抗日与长征序幕的早期战略支点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最早开端的历史地位，能够在这一整体性框架下得到更充分的阐释。该项研究成果推动地方党史研究从“地域叙事”向“全局叙事”延伸，助力挖掘永安岩连宁永根据地在全国革命大局中的独特价值——如“远殖游击”模式的创新意义、建党、建军、建政的实践经验、军民同心的斗争传统等，巩固和提升地方革命史迹在中国革命史中的地位，实现宏观革命史与微观地方史的双向赋能。

（六）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正本清源与凝聚力量

该研究提出的创新观点，得到中央及党史研究部门的关注与肯定，其意义超越了单纯的学术研究范畴，具备理论突破与现实指导的双重价值，对传统党史叙事形成范式性修正，产生深刻的变革性影响。

在理论层面，该研究的核心创新体现在三重维度：一是范式创新，打破“主力—留守”二元叙事，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长征整合为中共1934—1937年战略全局的“一体两翼”，修正了“从土地革命到全面抗战”的历史逻辑断层，使民族革命战争的叙事更完整、更连贯；二是定位创新，论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兼具“阶级解放+民族救亡”双重属性，将其从“迟滞民族革命”的旧认知，提升为民族革命战争的重要源头，与长征共同奠定中共抗日中流砥柱地位，契合中央最新表述；三是方法创新，以永安岩连宁永根据地等地方史实为锚，形成“中央文献+当事人报告+地方档案”的三重证据链，为同类研究提供可复制的方法论。

在历史层面，它还原了南方游击战争的本真价值，为千千万万游击战士正名，填补了革命先烈功绩认定的历史空白，实现了“为无名者立传、为奉献者正名”的史学担当；在现实层面，它丰富了红色基因的传承内涵，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更完整的历史素材，有助于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的精神力量。

历史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全党全军的大局观念与步调一致，是战胜艰难险阻的关键力量。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长征的战略一体与精神同源，正是这一历史真理的生动注脚。福建永安岩连宁永苏区的光辉历程，为这一真理提供了具体而鲜活的佐证；《永远的长征》的权威评价，为这一历史真理增添了浓墨重彩的论证。本研究的创新观点与论证体系，既是对党史研究的重要补充，更是对革命历史规律的深度揭示，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将在后续研究与实践中持续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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