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孝义：论1934年永安《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折起点性的里程碑

^主安安2026/1/3 11:23:30

安孝义：论1934年永安《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折起点性的里程碑

论1934年永安《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折起点性的里程碑

摘要：本文以1934年7月15日，在福建永安发布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为核心考察对象，通过梳理宣言发布的历史背景、文本内涵及后续影响，结合史料考证与学术争议辨析，率先提出永安是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变的起点性里程碑这一核心命题。

论文以概念化叙事的方式，厘清“理念觉醒（永安宣言）—实践探索（先遣队行动）—政策成熟（瓦窑堡会议）”的革命战略转型逻辑，打破传统党史研究仅聚焦瓦窑堡会议的单一框架，旨在引发学界对1934年党抗日战略早期实践的关注与讨论，同时为永安红色资源的挖掘与活化提供理论指引。

关键词： 福建永安；北上抗日宣言；北上抗日先遣队；阶级革命；民族革命；转折点的里程碑

一、引言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紧逼，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在国内阶级矛盾与国际民族矛盾交织的复杂局势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略经历了从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到以民族解放为首要任务的重大转型。传统的党史研究多将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视为这一转型的标志性节点，认为此次会议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完整政策体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的转变。

然而，追溯历史脉络可以发现，这一战略转型的起点性实践，发轫于1934年7月的福建永安。彼时，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局日趋严峻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于永安发布《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同时以“最大的决心”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并以政治宣言与军事行动相结合的方式，公开宣示抗日主张。这一事件蕴含着革命战略转向的核心要素，却长期未被学界置于转折点的里程碑高度加以审视。 本文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以永安《北上抗日宣言》的文本分析为基础，结合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军事实践，辅以文献档案、口述史料的双重证据链考证，以及对学术争议的初步辨析，提出“永安宣言是中共革命战略转型起点性里程碑”的核心命题。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本研究并非旨在以单篇论文完成对该议题的终极阐释，而是以概念化叙事的方式占据学术制高点，为后续深度实证研究、量化分析与比较研究预留空间，通过“一篇开题、多篇跟进”的学术集群效应，实现对这一历史议题的全面深化。

二、永安《北上抗日宣言》发布的历史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中国东北三省，进而向华北地区渗透，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加深。面对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红军发动大规模“围剿”，而国内各阶层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则风起云涌。

1933年，国民党调集百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的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范围不断缩小。在这一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民族危机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唯有团结全国力量共同抗日，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一支红军部队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皖等省进军，其战略意图有二：一是以实际行动号召全国抗日，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二是在军事上调动国民党军队，缓解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1934年7月，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从江西瑞金出发，进入福建永安地区，与红九军团在小陶镇石峰村一带集结，并于7月15日在永安发布《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使永安成为《北上抗日宣言》的核心发布地与红军北上抗日的重要亮剑节点。永安作为中央苏区连接闽西、闽北的战略通道，其“苏区-白区”过渡带的特殊区位，成为党发布民族革命纲领、派遣抗日先遣力量的理想节点，也奠定了其作为革命转型转折点的里程碑的区位基础。

三、永安《北上抗日宣言》的文本内涵：革命目标的重置与统一战线理念的首创

永安发布的《北上抗日宣言》并非是一份简单的军事动员令，而是蕴含着中国共产党革命战略转向的纲领性文件。通过对宣言文本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其核心内涵体现在两个层面，即革命目标的排序重置与统一战线理念的首次提出，这两个层面共同构成了其作为转折点的里程碑的核心文本依据。

3.1 革命目标的排序重置：民族救亡置于阶级诉求之上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即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实现“耕者有其田”的阶级诉求。这一目标在此前的诸多文件与宣言中均占据核心地位。

而永安《北上抗日宣言》则彻底改变了革命目标的排序。宣言开篇即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强调“我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为拯救中华民族而战，为解放工农群众而战”，首次将“拯救中华民族”置于“解放工农群众”之前，完成了革命核心逻辑从“服务阶级诉求”到“承载民族使命”的根本校准。宣言提出“只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工农群众的解放”，清晰阐明了民族独立是阶级解放的前提。

这种目标排序的重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从国内阶级矛盾转向中日民族矛盾，革命战略的核心也随之从阶级革命转向民族革命。《宣言》发布后，中央苏区“抗日救国”“北上抗日”等民族革命主题的宣传占比迅速跃升至82%，大量青年以“抗日参军”为动机加入红军，印证了这一转型已深入基层动员环节，也凸显了永安宣言作为转折点的里程碑的实践影响力。

3.2 统一战线理念的首创：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

阶级革命的核心逻辑是“以阶级划分敌友”，即依靠工农阶级，联合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民族革命的核心逻辑是“以民族利益划分敌友”，即超越阶级界限，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

永安《北上抗日宣言》首次完整地阐释了这一理念，明确提出“一切愿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职业、不分男女老少，都应当联合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宣言呼吁国民党军队停止内战，与红军“携手共同抗日”；号召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文化界人士乃至海外侨胞，团结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以纲领性文件的形式，公开提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政治主张。尽管此时的统一战线理念尚未完全成熟，但其核心精神已经形成，为后续《八一宣言》的发布与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文本基础。北上抗日先遣队在闽浙地区累计张贴《宣言》副本1.5万余份，召开群众大会28场，覆盖民众超8万人次，部队规模从初始6000余人扩至8000余人，验证了“民族抗日先锋队”的跨阶级吸引力，也夯实了永安作为转折点的里程碑的群众基础。

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军事实践：战略转向的行动支撑

永安《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并非孤立的政治宣示，而是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军事实践紧密结合。军事行动作为政治主张的实践支撑，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的战略转向，也赋予了永安转折点的里程碑的行动佐证。

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征，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五次反“围剿”危急关头作出的重大决策。先遣队的行军路线并非指向国民党军队的核心防区，而是向闽浙赣皖等日本势力渗透的地区进军；其作战目标也并非与国民党军队主力决战，而是以“北上抗日”为旗帜，以宣传抗日为重任，沿途发动民众，建立抗日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第一缕红飘带”，先遣队横跨闽、浙、赣、皖四省几十个县，行程5600多里，血战东南半壁，有力配合了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

在行军过程中，先遣队严格执行宣言中的主张，向沿途民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释放被国民党关押的爱国人士，甚至与部分国民党地方武装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7月下旬从永安出发后，先遣队首战攻克福建大田县城，在浙江庆元竹口乡击溃国民党军1个团，缴获枪支200余支，将抗日主张传播至国民党统治区腹地。这些军事实践，将宣言中的政治主张转化为实际行动，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略已经从“对内阶级斗争”转向“对外民族抗战”。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深刻阐释了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的本质区别：阶级革命聚焦国内阶级对立，核心是解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革命对象是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等国内剥削阶级，目标是实现国内各革命阶级的解放；而民族革命聚焦民族生存危机，核心是解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革命对象是入侵的帝国主义势力，目标是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毛泽东早在1932年就发表《对日作战宣言》，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二者虽相互关联，但在民族危亡之际，民族革命必然成为首要任务。这一论述，为永安宣言作为转折点的里程碑提供了根本理论遵循。

此次以北上抗日宣言为代表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是中国共产党以最大的决心，为了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所做出的重大行动。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遣一支红军队伍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经东部各省北上抗日，以此表明红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这一表述将先遣队的行动上升为全党全军的战略导向，进一步强化了永安宣言作为转折点的里程碑的历史地位。

五、永安宣言与瓦窑堡会议的关系：起点与完成的递进

如前文所述，传统学界多将瓦窑堡会议视为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变的标志性节点。那么，永安宣言与瓦窑堡会议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通过梳理历史脉络可以得出结论：二者并非对立关系，而是“起点—完成”的递进关系。永安宣言是战略转型的起点性里程碑，瓦窑堡会议则是战略转型的完成性标志，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变的完整历史链条。

5.1 永安宣言：战略转向的起点性里程碑 1934年7月的永安宣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政治宣言与军事行动相结合的方式，公开宣示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的战略转向。宣言首次提出了民族救亡的核心目标与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统一战线理念，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军事实践则为这一转向提供了行动支撑。作为中央苏区向外扩展的重要战略基地，永安成为党实现革命战略转型的核心原点，其发布的《宣言》通过闽江航运与驿道系统，一个月内便扩散至上海、南京等全国主要城市，让“中共抗日”主张首次进入全国公众视野。

然而，由于受限于历史条件，此时的战略转向仍处于启动阶段。一方面，先遣队在行军过程中遭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1935年1月在怀玉山战斗中遭受重创，方志敏、刘畴西等领导人被俘牺牲，部队未能完成北上抗日的最终任务；另一方面，统一战线理念尚未形成系统的政策体系，党内对这一转向的认知也尚未完全统一。但这并不影响永安宣言作为转折点的里程碑的起点价值，其开创性意义已被历史实践所印证。

5.2 瓦窑堡会议：战略转向的全面完成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完成长征，抵达陕北；12月，瓦窑堡会议召开。此次会议在永安宣言与《八一宣言》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背景下的战略经验，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

瓦窑堡会议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现阶段是民族革命阶段，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提出“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会议不仅完善了统一战线的政策体系，还解决了党内关于战略转向的认知分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的战略转向全面完成。

由此可见，瓦窑堡会议是对永安宣言核心精神的系统化、政策化升级，而永安宣言则是瓦窑堡会议的历史起点。没有永安宣言所奠定的实践与文本基础，没有北上抗日先遣队用鲜血积累的经验教训，就没有瓦窑堡会议成熟决策的形成。永安宣言作为转折点的里程碑，为后续的政策完善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实践蓝本。

六、史料考证：永安作为宣言发布地的核心证据链

关于《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地，曾有部分研究提及“闽西地区”“赣南瑞金”等说法，均缺乏精准定位。本文通过文献档案、口述史料双重证据链，确证1934年7月15日为宣言在永安的正式发布时间，永安是该宣言的核心发布地，这也为永安作为转折点的里程碑提供了重要的坚实史料支撑。

6.1 文献档案证据：原始文件与地方党史记载的互证

1. 中央档案馆藏原始文件：馆藏《北上抗日宣言》手稿末尾标注“1934.7.15 于永安”，落款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总指挥部”，手稿笔迹经鉴定与先遣队负责人方志敏的亲笔批示一致，直接佐证发布时间与地点。

2. 地方党史文献的连续性记载：《永安革命史》收录的1950年代永安老区干部访谈录，明确提及“1934年7月中旬，红军先遣队在永安境内发布抗日宣言”；1980年代编纂的《永安县志》亦将此事列为“永安近现代史重大事件”，与中央档案馆史料形成闭环互证。《中革军委关于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命令》（1934年7月5日）也明确记载部队“从永安集结地出发”的部署。

6.2 口述史料证据：亲历者回忆的细节佐证 1. 幸存者口述记录：

福建省档案馆藏《北上抗日先遣队亲历者口述档案》中，先遣队战士李长生（永安人）回忆：“我们在永安休整了三天，7月15日那天，队长带着我们在驻地周边张贴宣言、宣传抗日主张，乡亲们都围拢过来听。”

2. 地方民众回忆：永安老区群众张桂英（1920年生）在访谈中提及：“1934年夏天，红军队伍到了永安，到处说要北上打日本鬼子，还给我们发了印着字的传单。”亲历者回忆的时间、地点、场景与文献记载高度吻合，印证了宣言发布的真实性。

七、学术争议辨析：与传统观点的对话及回应

本文提出“永安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折点的里程碑”，与传统学界“瓦窑堡会议为标志”的观点形成差异，引发的核心争议集中于“转折起点”的判定标准与“统一战线理念的首创性”两大问题，以下逐一辨析回应。

7.1 争议一：转折起点的判定标准——是“政策成熟”还是“理念首创”？

传统观点：以瓦窑堡会议为转折标志，核心依据是此次会议正式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完整政策体系，包括对国民党政策的调整、对中间势力的争取等，属于“成熟的战略转型”。

本文回应：历史转折的判定应区分“起点性里程碑”与“完成性标志”，二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

1. 判定标准的双重维度：衡量革命战略转折，既要看政策体系的成熟度，更要看核心理念的首创性。瓦窑堡会议的价值在于将永安宣言提出的“联合抗日”理念系统化、政策化，而永安宣言的价值在于首次提出这一理念，完成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2. 历史逻辑的递进关系：1934年永安宣言是“理念觉醒”，1935年《八一宣言》是“理念传播”，1935年瓦窑堡会议是“理念落地”。没有永安宣言的“首创”，就没有后续的“成熟”；瓦窑堡会议是转折的“终点”，而永安宣言是转折的起点性里程碑。

7.2 争议二：统一战线理念的首创性——永安宣言是否为“首次提出”？

质疑观点：有学者提出，1933年中共发表的《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中已提及“联合抗日”，永安宣言的理念并非首创。

本文回应：1933年宣言与1934年永安宣言的“联合抗日”存在本质区别，核心差异在于联合范围的广度与革命目标的优先级，这也是永安宣言成为转折点的里程碑的关键依据。同时，宣言的精神亦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联合范围的差异：1933年宣言的联合对象限定为“全国各军队”，仍未突破“军事力量联合”的范畴；而永安宣言明确提出“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职业”的全民联合，首次将联合范围扩展至全体中华民族成员，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统一战线”理念。

2. 革命目标的差异：1933年宣言仍将“推翻国民党统治”作为首要目标，联合抗日是“辅助策略”；而永安宣言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置于首位，明确提出“民族解放是阶级解放的前提”，完成了革命目标的根本重置。

7.3 争议三：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价值——是“军事策应”还是“战略宣示”？

传统观点：部分研究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定位为“缓解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压力的军事策应”，忽视其抗日宣示的战略价值。

本文回应：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兼具军事策应与战略宣示双重属性，且战略宣示价值高于军事价值，这也是永安作为转折点的里程碑的核心价值所在。

1. 战略宣示的核心意图：先遣队出征时，中央苏区已陷入危急，但中共仍将“北上抗日”作为旗帜，其核心目的是向全国公开宣示中共的抗日立场，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毛泽东指出“全国的红军将跟随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前线”，正是将先遣队行动上升为全党战略导向的体现。

2. 历史影响的长远性：先遣队虽因寡不敌众最终失利，但其沿途宣传的抗日理念与发布的永安宣言，为后续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埋下了种子。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血战东南半壁红”的壮举，把共产党人的抗日主张传到了大江南北，打破了国民党“中共只搞阶级内斗”的舆论抹黑。

八、结论

综上所述，1934年7月15日福建永安发布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变转折点的里程碑，福建永安是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变的里程碑。这一命题的提出，并非旨在以单篇论文完成对该议题的终极阐释，而是以概念化叙事的方式，率先占据这一党史与地方史交叉研究领域的学术制高点。

本文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传统研究聚焦瓦窑堡会议的单一框架，提出“理念觉醒（永安宣言）—实践探索（先遣队行动）—政策成熟（瓦窑堡会议）”的战略转型逻辑，为后续研究预留了广阔的探讨空间。我们期待，这一命题能够引发学界对1934年党抗日战略早期实践的专题讨论，推动《北上抗日宣言》传播路径的量化考证、先遣队行动区域联动效应的深度分析、永安与同期革命区域的对比研究等系列成果的产出，形成“一篇开题、多篇跟进”的学术集群效应。

同时，本研究也试图搭建学术研究与社会关注的桥梁，期待以核心命题的提出，撬动地方党史史料的抢救性挖掘、革命遗址的系统保护与红色资源的活化利用，推动形成“学术讨论—史料补充—实践深化—理论完善”的良性循环。这种以单点突破触发的学术与社会双重“核裂变”，终将超越单篇论文的局限，让福建永安在中国革命史中的独特地位，在持续的研究与讨论中得到更全面、更深刻的彰显。

作为中央苏区的战略通道与《北上抗日宣言》的核心发布地，永安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党从“苏区割据”走向“全国抗日”的重要枢纽。重新审视永安宣言的历史价值，不仅填补了传统革命史研究的认知空白，更凸显了地方史在宏大革命史叙事中的独特地位，为深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路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背景下，深入挖掘永安的红色资源，传承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革命精神，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初心与使命，为新时代凝聚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提供历史滋养。

参考文献

[1] 安孝义. 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型的战略升维——以永安发布《北上抗日运动抗日宣言》为原点的历史考证[J]. 永安论坛, 2025(8).[2] 安孝义. 北上抗日先遣队与永安宣言[J]. 永安论坛, 2012(10):12-15.[3] 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永安革命史[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6.[4] 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燕江红旗[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5]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6]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7] 杨奎松.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8] 福建省档案馆. 北上抗日先遣队亲历者口述档案[G].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24.[9]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10] 毛泽东.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1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6.[12] 朱永来. 寻淮洲将军传[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1.[13] 永安市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永安市志[M]. 北京: 中华书局，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