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孝义：论“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研究成果的重要党史价值

^主安安2026/1/7 12:14:30

安孝义：论“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研究成果的重要党史价值

论“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研究成果的重要党史价值

摘要

本文以《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研究成果为核心，系统探讨其重要的党史价值。该研究成果以1934年7月15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在福建永安发布、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永安出征为关键史实，结合同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使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成为真正的广大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文件精神，据此得出永安是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与长征最早的出发地等系列研究成果，业已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等部门的权威确认，得到《布告里的长征》《永远的长征》《图说长征》等影视书刊的核心佐证，它不仅填补了北上抗日与长征源头叙事的学术空白，修正了传统长征研究的单一视角，更清晰梳理了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型的逻辑脉络；红军长征通过青水畲乡模范执行民族政策的“炉坵经验”；论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长征同步进入民族革命战争；深刻诠释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期先声意义；明确了永安作为民族革命战争开端地的历史地位。同时，该系列成果为地方红色资源开发提供权威支撑，丰富了全国党史学习教育素材，对全国范围内的长征与北上抗日等研究具有显著的辐射效应与示范作用，是兼具历史深度、理论高度与现实价值的重要党史研究成果。

关键词

福建永安；长征最早出发地；北上抗日宣言；阶级革命；民族革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史价值

一、引言

长征作为中国革命史上的壮丽史诗，其起源叙事与历史内涵的研究长期受到学界关注。然而传统的研究多聚焦于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从赣南、闽西出发的军事行动，形成了相对单一的历史叙事框架，长期淡默了其源头叙事。《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的研究成果，以1934年7月15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在福建永安小陶石峰村的发布、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永安集结地出征为核心史实，结合中共《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以及同年8月18日《使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成为真正的广大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文件精神，论证永安是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从永安集结地出发的先遣队揭开了北上抗日与长征的序幕，标志着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这些系列研究成果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部门的正式确认，突破了既有研究的时空局限。这一成果不仅厘清了长征序曲与北上抗日实践的内在关联，更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之际的战略转型智慧，明确了永安成为民族革命战争开始的历史地位，其价值远超地方党史范畴，对全国层面的长征史、抗日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从学术突破、核心价值、现实意义、辐射效应、关键文献佐证五个维度，系统阐释该成果的党史价值，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参照。

二、研究成果的权威性与学术突破性

（一）权威认定奠定成果基石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式出具意见，确认福建永安小陶石峰村为《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地，明确“永安是长征最早出发地”的历史定位。这一结论源于安孝义2012年在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表的同题论文提出的核心观点，历经党史学界史料考证、实地调研与学术争鸣，最终获得党史研究权威部门的官方背书。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的记录片《布告里的长征》《永远的长征》等均明确肯定，其中，2019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图说长征·序曲卷》（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认定最具标志性，该书明确记载：“1934年7月15日，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永安石峰村一带与红九军团集结并以沿途散发传单的形式发布《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石峰村因此成为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这一结论是以国家级正史文本的形式加以固化。同时，该研究紧扣中共《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中“发展游击战争、开展反日运动”的战略要求，以及《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确立的政治纲领，论证了先遣队在永安的集结与宣言发布，正是对这两份文件精神的具体实践，进一步佐证了永安成为民族革命战争开始的历史地位，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无可争议的权威依据。

（二）填补空白重构历史叙事链条

传统长征研究多将战略转移的军事行动作为核心线索，忽视了宣言的重要意义和北上抗日战略构想向实践转化的关键环节。该研究通过梳理红七军团改编的北上抗日先遣队行军路线发现，1934年7月6日红七军团以“东线行动”为幌子，从江西瑞金秘密出发后，经长汀、连城于7月15日，在福建永安与担任护送任务的红九军团胜利会师，正式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并发布北上抗日宣言及《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多部文告，成为红军第一支“以担任宣传为重任”的特殊部队。随后，先遣队从福建永安出征，揭开了北上抗日与长征的序幕。他们转战闽浙皖赣四省，牵制了二十多万国民党军队，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沿途的抗日宣传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一考证，结合中共《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中“把抗日主张转化为实际军事行动”的部署要求，以及《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的政治任务，将长征的历史序幕上溯至1934年7月，将“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与“长征转移”的军事行动纳入统一叙事，补全了从战略构想到实践落地的完整逻辑链条，重构了“宣言发布—战略牵制—主力转移”的长征起源叙事框架，同时夯实了永安作为民族革命战争开端地的史实基础。最重要的是先遣队的出动，是中共中央首次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的名义，即以国家和军队的名义开始全面介入并领导民族革命战争，使之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三）修正认知拓展长征研究维度

该成果提出“长征是多时多地多元化军事战略大转移”的核心论断，打破了长期以来“长征=中央红军主力1934年10月出发”的狭隘认知。研究指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征作为长征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宣传抗日主张、牵制敌军兵力”的双重任务，揭开了北上抗日与长征的序幕，证明长征是全国多支红军部队在不同时空协同推进的战略行动。而中共《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与《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的核心要义，正是赋予先遣队率先“点燃民族革命烽火”的使命，永安作为宣言发布地与红军北上的集结地，成为践行这一使命的关键起点。这一视角推动长征研究从单纯的“军事行动史”向“战略转型史”延伸，赋于了长征“北上抗日”民族革命思想的引领核心，使之成为肩负民族解放的正义之师，促使学界重新审视长征的起源多元性、阶段划分标准与历史深厚的内涵，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军事与政治相结合、中央与地方相呼应”的全新分析范式。

三、研究成果的核心价值：革命转型与统一战线的先声意义

（一）标定从阶级革命到民族革命的转折节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重心集中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阶级革命。而1934年永安发布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核心主张，并辅以重大的军事行动，将革命目标从阶级斗争转向民族解放。该研究指出，这一转变并非偶然，而是中共基于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以及中共《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的战略导向作出的整体战略性调整。永安宣言发布后，先遣队沿途开展抗日宣传、组织群众运动，使抗日主张深入人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开启了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的转型，永安也由此确立了民族革命战争开始的历史地位，厘清了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的历史逻辑和关键节点。

（二）诠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期先声

永安宣言中“愿意联合全国工农兵学商各阶层民众共同抗日”的主张，打破了此前革命的阶级局限，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广泛抗日同盟的初步构想。该研究通过对比宣言内容与后续政策发现，这一主张与1935年《八一宣言》、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脉相承，是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思想的早期实践。而这一主张的提出，与中共《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中“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要求高度契合。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永安及沿途的宣传与斗争，揭露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传播了中共的抗日主张，为后续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与群众基础，彰显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四、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赋能地方红色资源的活化与开发

该研究成果为永安红色资源赋予了独特的IP定位，明确了“长征最早出发地”“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民族革命战争开端地”“抗日统一战线的先声”等核心地位标识。依托这一优势的发展，永安已整合小陶石峰村宣言发布遗址、红军北上抗日纪念园、红军标语群等资源、青水畲乡炉坵民族政策等，打造了一批集研学、纪念、文旅于一体的红色教育基地。通过还原先遣队集结场景、整理口述历史、开发红色文创产品，当地实现了红色资源从“史料保存”到“活态传承”的转化，既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又让长征精神与抗日精神在当代得到具象化传播。

（二）丰富全国党史学习教育的素材供给

研究成果被《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报道，纳入《今日长征路图集》《布告里的长征》《永远的长征》《图说长征》等重要影视著作，成为全国党史学习教育的优质素材。其梳理的“7月永安宣言发布—10月主力出发—后续战略转移”的历史脉络，结合中共《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使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成为真正的广大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等的战略背景，帮助受众更清晰地理解长征精神的起源与发展；而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到民族革命的转型历程，为解读“初心使命”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注脚。这些素材通过专题讲座、研学实践、线上课程等形式广泛传播，深化了全社会对党的历史智慧与革命精神的认知。

五、研究成果对全国党史研究的辐射效应与深远影响

（一）推动全国长征与北上抗日研究的视角革新

该成果以永安个案为切入点，结合中共《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使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成为真正的广大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等的战略部署，推动全国党史学界重新审视长征起源的多元性问题。学界开始关注先遺队北上、红六军团西征、红25军等先遣行动的历史价值，突破了以往聚焦中央红军主力的单一视角，形成了“多点起源、协同推进”的长征研究新认知。同时，研究成果将北上抗日实践与长征起源、三年游击战争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启发学者从“政治主张—军事行动—社会影响”的三维框架开展研究，为抗日战争前期党史研究注入了新的学术活力。

（二）提供地方党史与全国党史融合研究的示范范式

该研究构建了“地方史实考证—中央文件佐证—全国性历史事件关联—学术价值提炼”的完整论证体系：通过永安的宣言发布、红军集结等地方史实，结合中共《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使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成为真正的广大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等文件精神的战略要求，关联北上抗日与长征起源、民族革命的转型、三年游击战争与长征同步进入民族革命战争、红军长征少数民族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全国性历史议题，最终提炼出地方实践对革命进程的推动作用。这一范式为全国同类研究提供了借鉴，促使各地党史工作者深挖本土红色资源与全国性革命事件的内在联系，有血有肉推动地方党史研究从“地域叙事”融入“全国叙事”，实现了地方史与国史、党史的相互印证与协同发展。

（三）深化全社会对北上抗日与长征精神历史脉络的认知

长期以来，部分党史专家和研究者对长征精神的理解，仅局限于“二万五千里行军”的军事层面。该研究成果的传播与普及，结合中共文件、宣言等的历史背景，让更多人认识到北上抗日与长征精神的形成不仅源于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更根植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战略抉择。永安作为长征最早出发地、民族革命战争开端地的历史，展现了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担当使命、团结奋进”的核心内涵，纠正了对长征历史的片面认知，助力长征文化的全方位、深层次传承。

六、中央文件的核心支撑与永安的革命转型分水岭地位

前文的论证已明确，1934年7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永安集结发布宣言、出征抗日的行动，是长征序曲的开端，也是中国共产党转向民族革命的实践起点。而同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使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成为真正的广大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文件，则从中央战略层面，为永安的历史地位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撑，也让该研究成果具备了从实践史实到理论升华的完整论证闭环。

从文件出台的时间和逻辑来看，其并非凭空提出，而是以永安的实践行动为重要依据——正因为先遣队在永安完成集结、发布宣言、揭开序幕、正式出征，将抗日主张转化为军事行动，中共中央的战略思想才得以基于这一实践展开，而后进一步将从永安出发先遣队的行动定位为“使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成为真正的广大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实现了从军事部署到全民族抗战战略的全面跃升。文件系统阐述的“真正的广大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理论，强调通过先遣队军事行动的先锋引领唤醒民众、凝聚抗日力量，成为中共早期抗战理论的重要文献，也为永安的历史定位赋予了理论高度。 从中共中央文件的核心论断来看，其明确指出先遣队从永安出发的行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正规军事武装力量红军，首次从阶级斗争战场正式转入民族革命战争战场的标志性事件。这一论断精准界定了永安在革命转型进程中的分水岭地位：以永安出征为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重心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阶级革命，正式转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永安由此成为连接土地革命战争与抗日战争的关键历史节点。该研究正是将永安的实践史实与这份中央文件的核心精神深度耦合，才得以有力论证永安是“长征最早出发地”与“民族革命战争开端地”的双重地位，让研究结论既扎根于扎实的史实考据，又契合中央的战略定位，进一步提升了成果的学术权威性与历史说服力。

七、结论

“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永安是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的研究成果，是经党史界权威认证、兼具学术深度与现实意义的重大党史研究突破。在学术层面，该成果以扎实的史料考据，结合中央文件的核心精神，重构了长征起源与北上抗日实践的叙事链条，突破了传统研究的视角局限，厘清了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型的关键逻辑、明确了永安成为民族革命战争开始的历史地位、明确了永安宣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声，为全国党史研究提供了全新范式；在价值层面，其深刻诠释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期思想，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战略远见与历史担当；在实践层面，既为永安红色资源活化开发提供了核心支撑，又丰富了全国党史学习教育的素材体系，推动了长征精神的当代传承。尤其在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这一研究成果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串联起北上抗日与长征从序曲到主力出征的完整脉络，使长征有了一个更为系统、完整的民族革命的思想内核和叙事过程。

这一研究成果的重要意义，更在于打通了地方党史与全国党史的内在关联，证明了地方革命实践对全国性革命进程的关键推动作用。未来，相关研究可进一步结合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斗细节、沿途群众动员史料等，深化对长征起源多元性与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基础的探讨；同时，可依托该成果的学术共识，推动红色文旅资源的跨区域整合，让长征历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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