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永安：中国共产党民族革命变革的历史起点一一

^主安安2026/2/8 15:20:13

福建永安：中国共产党民族革命变革的历史起点一一

福建永安：中国共产党民族革命变革的历史起点——1934年7月15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发布与先遣队出征的关键坐标

引言

1934年7月15日，在福建永安小陶镇石峰村，一份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宣言正式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等联名签署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这份宣言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率先开启并完成了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的战略转向，永安也因此成为这一重大历史变革的关键坐标。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与此同时，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也陷入被动局面。在这一关键的历史节点，中国共产党以永安为阵地，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抉择。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永安出发的时间比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提早三个月 ，不仅成为北上抗日与长征的重要序曲，更以鲜明的政治宣示与实际的军事行动，开启了党领导民族革命的崭新篇章。

永安作为中央苏区连接闽西、闽北的战略通道和向外扩展的重要战略基地 ，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党实现革命战略转型的理想场域。深入研究永安在1934年北上抗日先遣队时期的历史地位，对于完整把握中国共产党民族革命变革的历史脉络，深刻理解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永安：革命战略转向的初始原点

1.1 从阶级革命到民族革命的理念突破 永安宣言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首次以公开、正式的形式，将革命的核心主题从“阶级解放”升维为“民族救亡”。这一理念转变并非简单偶然的政策调整，而是党立足民族根本利益的历史性抉择。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即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实现“耕者有其田”的阶级诉求。而永安《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则彻底改变了革命目标的排序。宣言开篇即明确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强调“我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为拯救中华民族而战，为解放工农群众而战”，首次将“拯救中华民族”置于“解放工农群众”之前，完成了革命核心逻辑从“服务阶级诉求”到“承载民族使命”的根本校准。

宣言提出“只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工农群众的解放”，清晰阐明了民族独立是阶级解放的前提。这种革命目标排序的重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从国内阶级矛盾转向中日民族矛盾，革命战略的核心也随之从阶级革命转向民族革命。

更为重要的是，永安宣言首次完整地阐释了“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理念，明确提出“一切愿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职业、不分男女老少，都应当联合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这一主张突破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阶级界限，将抗日统一战线的范围扩展到全中国一切反日力量，标志着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正式形成并公开宣示。

1.2 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与永安集结

1934年7月初，为宣传和推动抗日民族运动，调动钳制在中央苏区“围剿”的国民党军，减轻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创造条件，中共中央决定在红七军团原有4000人的基础上，突击补充2000名新战士，共计6000多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领导机构配置体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军团长为寻淮洲（22岁，红军史上最年轻的军团长），政委为乐少华，参谋长为粟裕，政治部主任为刘英 。为加强领导，还派了随军工作团，任命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由寻淮洲、乐少华、曾洪易3人组成军政委员会，决断先遣队的一切政治、军事问题 。

7月6日晚，红七军团从江西瑞金秘密出发，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率领下，经长汀、连城向永安集结地进发。与此同时，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入闽护送北上抗日先遣队过闽江。红九军团在军团长罗炳辉和政治委员蔡树藩的率领下于7月8日出发，实际只有一个师的兵力，超过4000人 。

7月8日晚，红九军团先头部队从清流境内的沙芜塘首先进入永安境内，经安砂、罗坊，于9日晚进入小陶镇西北的垇头、牛乙坑、高际坑、石峰一带 。7月15日，红七军团主力由连城的塘前、尧家畲进入永安境内，与红九军团的先头部队在永安小陶、洪砂一线集结胜利会师 。

1.3 永安宣言发布的历史场景

1934年7月15日，在永安小陶镇石峰村，一个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历史时刻到来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小陶镇石峰村以“沿途散发”传单的方式发布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重要文告 ，北上抗日先遣队即正式组成。这一天，永安小陶镇石峰村成为宣言的发布地、先遣队的集结出发地，拉开了北上抗日与长征的序曲 。

永安宣言的发布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正如宣言所述：“要不是国民党军阀集其全力来进攻苏区与红军，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与红军早已与抗日的英勇士兵和义勇军站在一起直接对日作战了”。在反击国民党军“围剿”的紧急关头，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苦，为了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 。

宣言提出了五项具体抗日主张：（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领土主权，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反对承认伪满洲国；（二）立刻宣布对日绝交，宣布一切中日秘密条约和协定无效，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刻停止进攻苏区与封锁苏区，使工农红军能够完全用来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三）武装全国民众，组织义勇军与游击队，直接参与抗日战争，积极援助东北义勇军和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卖国贼的一切财产，停止支付一切国债款本息；（五）普遍地组织民众的反日团体。

这些主张不仅体现了党以最大的决心坚决抗日的立场，更重要的是首次将抗日救亡作为党的首要任务，将民族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标志着党的革命理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二、永安：党民族革命实践的率先开启

2.1 从宣言到行动：北上抗日的征程

永安宣言的发布并非简单孤立的政治宣示，而是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军事实践紧密结合。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永安出发后，成为党领导民族革命实践走向全国的第一支队伍，成为红军主力长征的先锋。

先遣队离开永安后的行动路线体现了明确的战略意图。7月15日集结会师后，北上抗日先遣队和红九军团先头部队挥师永安县城，经洪田、湍石、上石，于18日到达西洋。此后兵分两路：一路为部队主力，迅速进占永安城郊的黄历、桂口，与红九军团主力配合形成对永安城的钳形包围；另一路先派先头部队经畲乡青水、大田桃源、上京直奔大田县城。二大红军主力对永安县城“围而不攻”，有力地震摄了沿途敌军。

7月20日，先头部队经宋京、莲花崎，直抵大田城西白岩山，当日下午7时许一举占领大田县城，把指挥部设立在西门的育智小学 。这是北上抗日先遣队占领的第一座县城，缴获步枪10余支，无线电台和电话机各1部、食盐万余斤 。大田因此成为红军长征路上攻占的第一座县城。

7月23日，北上抗日先遣队和红九军团近万人兵分三路离开大田县城，先后抵达湖美高才坂会师 。7月25日拂晓，部队离开高才坂，兵分两路向尤溪挺进 。在红九军团的护送下，先遣队于7月29日在南平樟湖坂渡过闽江，夺取古田县。

2.2 宣传动员：民族革命火种的播撒

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永安出发时，携带了中央紧急印刷的160万份文告、标语、传单等宣传品，这些宣传材料成为党向全国传播民族革命理念的重要载体。先遣队在途经的四省国民党腹心的广大地区，向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及各地方武装力量广泛宣传抗日主张，积极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

针对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先遣队制定了差异化的宣传策略。对工人强调抗日救国与工人阶级解放的关系，对农民宣传抗日保家的道理，对知识分子呼吁共同挽救民族危亡，对地方武装力量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倡议。这种灵活的宣传方式，唤醒了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让更多人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红九军团在途经青水畲乡炉坵村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以畲语宣传红军的抗日思想，为红军主力长征通过少数民族地区获取了先行经验。永安青水畲乡炉坵村成为红军长征经过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村落，永安畲族也成为全国第一个进入民族革命战争的少数民族群体。

北上抗日先遣队在闽浙地区的宣传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先遣队累计张贴《宣言》副本1.5万余份，召开群众大会28场，覆盖民众超8万人次，部队规模从初始6000余人扩至8000余人，验证了“民族抗日先锋队”的跨阶级吸引力。这种从永安开始的统战实践，让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落地生根，为党后续积累统战经验、凝聚全民族抗日力量赢得了政治主动。

2.3 军事行动：展现抗日决心的战斗

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军事行动虽然规模有限，但却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决心。在向永安南前进中，红七军团欲相机消灭敌人八十师及第三师的一个团在运动中的部队，并与独立团（红九团）取得联络 。

先遣队的主要战斗包括：在永安对县城围而不攻，震摄守敌；在大田攻占县城后缴获大量战利品；在尤溪等地消灭了国民党保安团、江防团等地方武装500余人，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先遣队渡过闽江后围攻省城福州失利撤离 。在浙江庆元竹口乡击溃国民党军1个团，缴获枪支200余支；这些战斗虽然不是大规模的会战，却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扩大了红军抗日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路线体现了明确的战略导向。先遣队的行军路线并非指向国民党军队的核心防区，而是向闽浙赣皖等日本势力渗透的地区进军；其作战目标也并非与国民党军队主力决战，而是以“北上抗日”为旗帜，以宣传抗日为重任，沿途发动民众，建立抗日根据地。

三、永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源头

3.1 统一战线理念的首次公开宣示

永安宣言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首次公开宣示。在永安宣言发布之前，党虽针对民族危机提出过团结抗日的初步构想，但尚未以党和红军的最高名义，以正式宣言和军事行动相结合的形式向全国公开提出。

1934年7月，党在永安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联合签署的名义发布北上抗日宣言，明确提出“联合一切反日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开展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是党首次以公开、明确的方式，向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武装力量展现团结抗日的诚意与决心。

永安宣言的统一战线理念具有开创性意义。宣言明确提出“一切愿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职业、不分男女老少，都应当联合起来”。这种“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的全民联合理念，首次将联合范围扩展至全体中华民族成员，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统一战线”理念。

这与1933年中共发表的《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存在本质区别。1933年宣言的联合对象限定为“全国各军队”，仍未突破“军事力量联合”的范畴；而永安宣言明确提出“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职业”的全民联合，首次将联合范围扩展至全体中华民族成员。

3.2 永安实践对后续统战策略的奠基作用

永安宣言的先声实践，为瓦窑堡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策略的确立提供了重要支撑。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系统阐述了这一策略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强调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系统论述与永安宣言的核心主张一脉相承。

永安作为党率先践行团结抗日的阵地，其北上抗日的实践成果充分印证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行性，为瓦窑堡会议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从永安宣言的早期宣示与先遣队的出动，到主力红军长征途中的持续实践，再到瓦窑堡会议的系统定调，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与实践形成了完整的发展脉络，而永安宣言正是这一脉络的发端起点。

永安宣言对后续党的统战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政策方向上，它直接推动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从初步萌芽走向成熟——从1935年《八一宣言》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到1936年西安事变中党促成国共合作，再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始终贯穿延续着永安时期“以民族利益为先”的核心逻辑 。

3.3 永安民族革命火种的传播效应

永安宣言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让我党“北上抗日”的民族革命主张传遍全国，并产生世界性影响。在永安宣言发布之前，由于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全国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知之甚少，甚至存在诸多误解。而党在永安发布北上抗日宣言后，通过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广泛传播，以及各地革命力量与群众的积极响应，让“北上抗日”“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民族革命主张突破了根据地的局限，传遍全国十一省的广大地区，覆盖约两万万人民。 这份从永安发出的民族革命号召，唤醒了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让全国人民清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担当，打破了国民党长期对我党的妖魔化宣传，为党树立了以民族大义为先的正面形象。正是以永安宣言为起点，党的民族革命主张逐步深入人心，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思想，为党凝聚全民族抗日力量奠定了思想基础。

北上抗日先遣队作为“长征的第一缕红飘带”，其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军事行动本身，更在于其传播的革命理念。这支由6000多名指战员组成、担负着特殊重大战略任务的部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孤军深入，横跨闽、浙、赣、皖四省几十个县，行程达5000多里，堪称红军北上抗日的先锋队 。

四、永安：党走向政治成熟的关键场域

4.1 全国视野的形成与突破

永安宣言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摆脱局部视野，成长为兼具全国与世界视野的成熟政党。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党开始以全民族利益为核心谋划革命，实现了从局部革命政党向成熟政党的关键跨越。

土地革命时期，党和红军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各革命根据地，革命视野也因此受到地域与条件的限制。而党在永安发布北上抗日宣言、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其革命视野已不再局限于根据地的局部利益，而是以全中国为发声场域与实践范围。宣言面向全国人民发出抗日号召，先遣队向全国广大地区进军宣传，这种以全国为格局的革命实践，让党彻底突破了地域局限，开始以全国性政治力量的视角审视中国革命，产生世界性的影响。

永安作为中央苏区的东线门户和重要游击区，其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党革命战略转型中的特殊地位。永安地处闽西北，西部与中央苏区瑞金、长汀、宁化、清流等根据地接壤；南临龙岩、漳平；北接明溪（归化）、将乐、沙县等地，所处地理位置为武夷山和戴云山的过渡地带，境内峰峦叠嶂、溪流交错，是闽粤赣、闽浙赣的交通要冲，是闽西人员、物资重要的集散地，自古亦为兵家必争之地 ，是中央苏区的东线门户，被共产国际远东局指定为红军的“作战基地”。

正是在这样的战略要地上，党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抉择。永安宣言的发布，让党的革命理念从“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部视野，转向“北上抗日”的全国视野，体现了党对民族危机的敏锐把握和对革命战略的自主调整。

4.2 世界性战略视野的觉醒

永安宣言不仅体现了党的全国视野，更展现了世界性格局的战略视野。宣言中“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主张，既面向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发出联合号召，更将中国革命的命运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大势相连，打破了地域与阵营的局限，彰显出全国性的政治格局与世界性的战略视野。

20世纪30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已成为时代潮流，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不仅是对中国的侵略，更是对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挑战，中国的民族革命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紧密相连。党在永安作出的北上抗日战略抉择，正是对这一世界大势的准确判断，党不再仅聚焦于根据地的阶级斗争，而是站在拯救民族危亡的高度谋划革命，更将中国的抗日救亡纳入世界反法西斯的历史进程中。 永安宣言的发布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征，既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民族革命的实际行动，也是党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开端，标志着党世界性战略视野的正式觉醒，让党能够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谋划民族革命，为党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彰显中国革命力量、赢得国际支持奠定了基础。

4.3 独立自主决策能力的彰显

从政党发展的逻辑来看，永安宣言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已具备独立判断时代大势、自主调整革命战略的成熟能力。1934年，党面临第五次反“围剿”的被动局面，同时又遭遇民族危亡的严峻挑战，在双重压力下，党没有被动应对，而是主动以永安为阵地，率先开启北上抗日的民族革命实践。

这一抉择，既体现了党对民族危机的敏锐把握，也体现了党对革命战略的自主调整，彰显了党已摆脱对外部指导的依赖，具备了独立判断中国革命形势、自主谋划革命道路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形成，是党政治成熟的核心标志，而永安则成为党展现这一成熟能力的重要场域。

永安宣言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局部性的革命政党，开始向具有全国影响力、世界性视野的先进政党转型。这种转型的关键在于，党开始以全民族利益为核心谋划革命，而不是仅仅局限于阶级利益或局部利益。正如宣言所体现的，党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能够将民族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展现了一个成熟政党应有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

五、永安：民族革命走向全国的重要开端

5.1 从永安出发的革命实践浪潮

永安成为党民族革命实践走向全国的行动起点。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永安出发，成为党领导民族革命实践走向全国的第一支队伍，其途经四省的军事行动与群众工作，成为党民族革命实践从根据地走向全国的重要尝试。 先遣队的行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向永安南前进中，先遣队相机消灭敌人八十师及第三师的一个团在运动中的部队，并与独立团取得联络，然后经尤溪之东于二十五号到达闽清以西的地域 。7月21日，红七军团攻占大田县城，国民党军又急调2个旅兵力扑向大田县。红七军团与红九军团上万人又兵分三路离开大田县城，先后抵达高才坂会师，向尤溪挺进，进入闽中地区 。

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福建境内的行动，不仅完成了军事任务，更重要的是传播了抗日理念。先遣队在大田县城驻扎了三天，召开群众大会，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建立红色政权和革命武装，大大激发了当地百姓的革命热情。这种从永安开始的革命实践，逐步从局部走向全局，从根据地走向全国，让党领导的民族革命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行动。

5.2 对后续民族革命进程的深远影响

永安宣言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对后续党领导民族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永安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声，也是我党、我军为实现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军事战略大转移所迈出的第一步 。 这种影响体现在多个层面：

首先，在思想理念层面，永安宣言确立的“以民族利益为先”的核心逻辑，成为后续党的民族革命政策的思想基础。从1935年《八一宣言》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到1936年西安事变中党促成国共合作，再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始终贯穿延续着永安时期“以民族利益为先”的核心逻辑 。

其次，在实践路径层面，永安的统战实践为后续的统一战线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沿途地区开展的统战工作，虽然还不够成熟，但却为党在更大范围内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实践基础。这种从永安开始的统战实践，逐步发展成为系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再次，在历史地位层面，永安宣言的发布具有里程碑意义。1934年7月15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在永安石峰的发布，是我党、我军以中华民族大义为重，率先提出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这里面有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形成的最初脉络及先声 。

5.3 历史意义的多维解读

永安在中国共产党民族革命变革中的历史地位，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解读：

从党史研究的角度，永安宣言的发布填补了党史研究的重要空白。传统党史研究多将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视为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变的标志性节点，而忽视了1934年7月15日永安宣言的开创性意义。深入研究永安的历史地位，可以更清晰地呈现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型的完整脉络。 从民族革命史的角度，永安是党扛起抗日大旗、引领全民族救亡的起点。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率先在永安发出抗日救亡的号召，展现了党作为民族先锋队的历史担当。永安宣言的发布，标志着党开始成为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者。

从现实价值的角度，永安宣言所承载的“以民族大义为先、主动担当历史使命”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民族担当、把握历史主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六、结语

永安在中国共产党民族革命变革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承前启后的核心历史地位。作为长征最早的出发地与永安宣言的发布地，永安见证了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的战略转向，是这场重大变革的初始原点；党在永安首次公开宣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率先践行团结抗日的统战实践，使其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期先声与实践源头；永安宣言更成为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成长为兼具全国与世界视野政党的重要表现标志，其历史行动培育了党的全国与世界视野，印证了党的政治成熟，成为党走向政治成熟的关键场域；更是以永安为起点，党领导的民族革命走出根据地、走向全国、融入世界，开启了全民族抗日救亡的崭新篇章。

党在永安的民族革命实践，不仅为长征赋予了鲜明的民族革命底色，让长征成为党领导民族革命的重要实践载体，更让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率先扛起全民族抗日救亡的大旗，成为民族革命的核心领导者。从永安出发，党逐步实现了从局部革命政党向全国性执政党、从阶级革命领导者向民族革命领导者的跨越，而这一跨越的起点，正是永安所承载的民族革命变革实践。 永安的历史地位，不仅是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成熟、战略远见的重要体现。深入研究永安在中共民族革命变革中的历史地位，对于完整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革命的历史脉络，深刻理解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发展历程，准确认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更应该深刻认识到，永安所承载的革命精神，在新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要继续传承和发扬“以民族大义为先、主动担当历史使命”的革命精神，始终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永安，作为中国共产党民族革命变革的历史起点，将永远闪耀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

永安不仅是揭开北上抗日与长征的序幕，也是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折的里程碑，更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声，是民族革命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的开始。

以永安宣言为代表的革命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民族担当、把握历史主动，在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