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孝义：永安宣言与先遣队的出动构筑中共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折的里程碑

^主安安2026/2/10 1:03:58

安孝义：永安宣言与先遣队的出动构筑中共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折的里程碑

永安宣言与先遣队的出动构筑中共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折的里程碑

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的战略转变，是以抗日救国为核心逐步推进的。这一过程的关键节点，集中体现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与《八一宣言》之间的政策演进过程中，而永安宣言以其承前启后的历史定位，成为这一历史性转折实践的里程碑。

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中革军委在福建永安发布《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以下称“永安宣言”），首次以政治宣言与军事行动相结合的形式，将抗日救国置于党和红军行动的核心位置。这份宣言与中共中央核心指导文件、党的领导人公开言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军事实践形成完整史料链，充分确证其为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战略转变的实践里程碑，为后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关键的实践、组织与理论基础。

在此之前，中共的抗日探索已逐步展开。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在停止进攻苏区、保障民众民主权利、武装民众组成抗日义勇军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联合抗日，标志着中共开始初步探索统一战线策略，但此时仍以“反蒋”为前提，阶级革命依旧是革命的核心主线。

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并中国告全国民众书》，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呼吁全国不分阶层、不分党派团结抗日；4月20日发布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由宋庆龄等爱国人士领衔签署，明确提出全民总动员、武装民众、建立抗日联军等六大主张，进一步推动了反日统一战线构想的发展，为永安宣言的出台完成了思想铺垫与舆论准备。

永安宣言的发布，是中共抗日战略从理念探索走向实践落地的标志性突破。宣言称中共“不辞一切艰难，为了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将以最大决心北上抗日”的核心主张，宣布派遣红七军团改编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军闽浙皖赣，彻底改变了此前抗日主张，完全依附于阶级革命主线的表述逻辑，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任务提升至首要的突出地位。同时，宣言提出与全国各民族、一切抗日武装力量联合的五项纲领，这是在1933年1月“三个条件联合抗日”主张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反蒋”的前提限制，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探索从口号走向实践，成为中共战略转向最直接的文本依据。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征，则让永安宣言的主张从纸面宣示转化为实际的军事行动，先遣队以宣传抗日主张、牵制国民党“围剿”兵力、推动全国抗日救亡浪潮为核心使命，在敌人深远后方开展宣传抗日与军事行动，用实践证明了中共抗日的坚定决心，开启了党以民族革命思想引领民族革命实践的新阶段，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中共中央的核心指导文件，为永安宣言的落地实施提供了严密的组织支撑，从最高的顶层设计层面确立了民族革命的战略定位。

1934年8月18日，中央发布《使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成为真正的广大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明确将从福建永安出发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军事行动定性为“党在实现武装民众民族革命战争的一贯事业中的一个重要步骤”，赋予其宣传抗日主张、牵制敌军、唤醒民众的三大战略使命，把政治宣言和军事行动与民族革命的政治目标深度融合绑定，为永安宣言的实践落地划定了清晰方向、提供了组织保障。此前的7月26日，中央已发布指示，要求各级党部将支持北上抗日先遣队与“反日反帝、反对国民党卖国投降”运动紧密结合，把民族革命任务全面纳入全党工作体系，推动抗日主张在各根据地与白区的层层落实；8月14日，中央局致信白区各级党部，从历史脉络层面明确永安宣言与先遣队行动，是中共自九一八事变后“三位一体抗日口号”“一二八对日宣战通电”等抗日主张的“次第发展与一贯逻辑延续”，并非孤立行动，而是党立足民族危亡局势、逐步转向民族革命的战略选择，从组织层面又一次完成了对永安宣言战略意义的确认。

毛泽东等党的核心领导人的公开言论，还为永安宣言开启的战略转变完成了关键政治定性，将先遣队的角色定位从阶级革命的武装拓展为民族抗日先锋。1934年8月1日，《红色中华》刊载《毛泽东同志谈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一文，毛泽东明确指出“红军是全中国内真正抗日的军队”，向全国发出号召，呼吁国民党军队中决心抗日的分子与红军联合，号召全国民众援助抗日先遣队、反对南京政府的拦阻政策。这一言论从党的核心领导人层面，完成了红军角色定位的重大转变，打破了此前红军仅作为阶级革命武装的单一认知，确立了其民族抗日先锋的身份，为永安宣言的主张提供了核心的领导人言论支撑。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则在8月8日发布《介绍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五个维度阐明先遣队行动的核心意义，明确提出先遣队的行动是“证明给全中国民众看，红军是抗日反帝的主力军”“有力地回答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福建的行为”，同时提出“迅速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全国红军将主动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实现了阶级革命任务与民族革命任务的有机结合及排序调整，既坚守了党的阶级立场，又突出了民族革命的时代主线，为永安宣言开启的战略转变提供了完整的军队层面理论支撑。

从历史演进的逻辑来看，永安宣言开启的战略转变，构成了中共抗日战略从实践探索到政策定型的关键一环，形成了清晰完整的演进脉络。永安宣言以“政治宣言+军事行动+中央确证”的多重实践，标志着中共完成了从“阶级革命为主、抗日为辅”到“抗日为核心、兼顾阶级革命”的实践转向，成为这一重大战略转折的实践起点；1935年8月1日《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了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战略跃升；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召开，正式确立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党的基本策略方针，完成了以永安宣言为开端的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的政治路线最终定型。在这一发展脉络中，永安宣言的实践探索具有里程碑的开创性意义，其不仅为后续的政策调整积累了实践经验，更从文本、组织、行动、言论等多个维度，完成了战略转变的核心基础建构，成为中共顺应民族危亡局势、把握革命方向重要的关键历史节点。

综上，永安宣言的发布，并非孤立的抗日宣示，而是与中共中央《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使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成为真正的广大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等核心文件、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公开言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军事行动等形成了文本-组织-言论-行动的四重完整史料链。从历史深度审视，永安宣言与先遣队出动标志着中共第一次把民族革命从“口号”提升为“行动”，实现了革命重心从阶级斗争向民族救亡的结构性调整，完成了从“关门主义统一战线”到开放性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过渡。这一转向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中共立足民族命运、回应时代呼唤作出的自主战略抉择，是《八一宣言》与瓦窑堡会议的历史预演，更是党从阶级政党向民族先锋队蜕变的关键一步。这一史料链充分且确凿地证明，永安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战略转变的实践里程碑，其以鲜明的时代定位、坚定的实践行动、严密的组织支撑，开启了中共以民族革命引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略演进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