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孝义：破除历史断章取义：中共由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变的起点与脉络重释

^主安安2026/2/22 4:03:44

安孝义：破除历史断章取义：中共由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变的起点与脉络重释

破除历史断章取义：中共由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变的起点与脉络重释

摘要

将红军东征视为中国共产党由国内阶级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战略转变的起点，是当前部分研究中存在的片面认知。该观点虽肯定了东征的历史作用，但严重割裂了中共战略转变的完整历史链条，忽视了1934年福建永安《北上抗日宣言》、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暨中央红军长征的源头性地位，存在着以局部代替全局、以阶段性成果遮蔽历史起点的学术缺陷。本文立足历史时序、中央文献与党史整体性视角，重新厘清中共战略转变的完整脉络，明确东征在历史进程中的准确定位，纠正历史研究中断章取义、主次颠倒的认知偏差。

关键词

红军东征；阶级革命；民族革命；战略转变；永安；北上抗日宣言；长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一、问题提出：“东征起点说”的学术局限与历史误区

近年来，部分党史研究将1936年红军东征界定为中国共产党由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战略转变的开端。这一认识聚焦于东征在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巩固根据地、促进统一战线形成等方面的突出作用，具有一定的局部合理性，但从全局党史视角审视，仍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与历史误区。

这类观点在研究视角上存在以局部代替全局、以高潮掩盖源头的倾向，往往造成历史连续性成为破碎断裂的叙述，使中共中央政策的前瞻性、实践性得不到充分体现。其误区集中表现为：

其一，时序错位，东征发生于1936年，而中共举起抗日旗帜、启动战略转变的标志性行动，早在1934年便已全面展开，以东征为起点直接无视近一年半的历史进程。

其二，文献依据不足，中共中央1934年8月18日专门发文，明确要求使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成为真正的广大的武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以权威文献将先遣队行动定性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开端，“东征起点说”与中央原始文献定性直接不符。

其三，叙事割裂，该观点剥离了《北上抗日宣言》、北上抗日先遣队、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长征与东征之间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抽离了长征自始至终的民族革命底色，陷入断章取义、主次颠倒的研究误区。

其四，定位偏差，将阶段性实践高峰等同于历史起点，不利于全面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初期的战略远见与历史主动性。

最为关键的是，这类认识忽略了北上抗日宣言、先遣队出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长征同步进入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事实，无法体现全党服从中央、步调一致的历史特征。厘清这一问题，并非否定红军东征的重大历史意义，而是要回归历史本貌，明确中共由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变的真正起点、完整脉络与各阶段的历史定位。

二、历史正本：中共战略转变的真正起点与源头实践

中国共产党由国内阶级革命向抗日民族革命的战略转变，并非突发式的历史转折，而是基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作出的系统性、前瞻性部署，其历史起点与实践源头，清晰定格于1934年的一系列全局性、全党性行动。

第一，福建永安《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是战略转变的政治纲领起点。面对日本侵华步伐加剧、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局势，中共中央在永安以正式文告加军事行动的形式，公开、系统、完整地宣示抗日救亡政治主张，将革命斗争核心任务从国内阶级斗争，转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民族革命，完成战略转变的顶层设计与政治宣示。永安也成为中共实现革命战略转型的重要政治地标。

第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略出动，是战略转变的军事实践开端。中共中央以军事行动落实抗日政治主张，派出先遣队率先北上。这一行动绝非局部战术调动，而是1934年8月18日中央文件明确定性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正式开端，标志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开始从阶级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实质性转型。

第三，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开启，是战略转变的全面展开。长征全程以“北上抗日”为根本旗帜与核心目标，二万五千里战略转移始终承载民族革命历史使命，是中共战略转变从政治宣示、先锋行动走向全党全军全面实践的关键阶段。

上述一系列历史事件，构成中共战略转变不可分割的源头链条，这一转变自1934年便已在永安正式启动，绝非1936年红军东征才开始发生。

三、历史定位：红军东征是战略转变的延续、深化与实践高峰

在明确中共战略转变源头的基础上，必须客观、准确界定红军东征的历史地位：东征不是战略转变的起点，而是这一既定战略的延续、深化与实践高峰。

红军东征作为长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共中央抵达陕北后，立足陕甘根据地实际，对“北上抗日”战略的纵深推进。东征历时75天，转战山西多地，实现巩固与扩大陕甘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促进西北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为八路军华北抗战奠定基础等多重战略目标，是中共民族革命战略从陕北走向华北、从政治主张走向大规模群众动员与军事实践的关键一步，其历史价值与战略意义应当充分肯定。

但从历史逻辑来看，东征始终依托于1934年以来的抗日战略底色，继承北上抗日宣言的政治纲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先锋精神与长征的战略目标，是前期战略转变的自然延伸与落地实践，并未改变既有战略方向，更不构成战略转变的新起点。忽视1934年永安的源头性实践，仅以东征作为转变开端，本质上是以高潮掩盖源头、以阶段性成果替代历史起点，无法呈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整体性。

四、逻辑纠偏：摒弃“东征起点说”，坚守党史研究的整体性

将红军东征作为战略转变起点的观点，本质上是局限于单一事件、忽视全局主线的碎片化研究，极易造成三重历史认知危害，必须予以严肃纠正。

第一，割裂历史脉络，无视1934年宣言、先遣队、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长征与东征的内在传承关系，将完整连续的战略转变过程腰斩，导致党史叙事断裂、碎片化。

第二，消解源头重要价值，抹煞永安《北上抗日宣言》的首创意义、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先锋地位，以及长征初期的民族革命底色，弱化中共早期的历史担当与战略前瞻性。

第三，违背文献定性，抛开中共中央正式文件的权威界定，以局部研究结论替代中央历史定性，不符合党史研究尊重史实、立足全局的基本准则。

中国共产党由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的转变，是一条前后贯通、层层递进的完整脉络：

1934年永安宣言、北上抗日先遣队与长征是源头起点，中央红军长征全过程是战略展开，红军东征是实践深化与高峰，瓦窑堡会议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最终成型。唯有立足这一全局主线，坚守历史整体性原则，才能准确把握历史规律，还原真实的历史进程，避免因断章取义带来的历史认知偏差。

五、结语

红军东征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是中共推动抗日民族战争到来、巩固革命根据地、扩大抗日影响的关键举措，但将其界定为中共由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战略转变的起点，在历史时序、文献依据与逻辑脉络上均难以成立。

中共这一重大战略转变的真正起点，是1934年福建永安《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暨中央红军长征的同步开启，这是中共中央明确发文定性、全党一体执行的历史定论。红军东征是这一战略的延续、深化与实践高峰，而非历史开端。

在党史研究中，必须坚决摒弃以局部代全局、以高潮掩源头、断章取义的片面认知，坚守历史连续性、整体性与客观性原则，坚持以文献服人、以逻辑说理，才能准确阐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战略自觉、政治远见与历史担当，真正还原中国革命战略转变的完整本貌。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6.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4]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 福建永安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史料汇编[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9.
[5]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年卷）[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