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孝义：论福建永安是中共联合抗日实践的历史坐标——中华民族抗日救亡最早的政治总动员

^主安安2026/2/26 19:43:20

安孝义：论福建永安是中共联合抗日实践的历史坐标——中华民族抗日救亡最早的政治总动员

论福建永安是中共联合抗日实践的历史坐标——中华民族抗日救亡最早的政治总动员

摘要

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在福建永安小陶镇石峰联名发布《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该文献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份面向全国的系统民族抗日纲领，更是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政治总动员，标志着中共联合抗日实践的正式开启。

本文以《北上抗日宣言》（以下称永安宣言）为核心史料，结合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亡的历史语境，系统论证福建永安作为中共最早联合抗日实践历史坐标的核心地位。研究表明，永安宣言首次以正式纲领明确“领导中国人民以民族革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推动中共完成了从阶级革命到民族革命的战略转向；宣言更标志着中共以民族革命倡导者与领导者的身份，迈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成为代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事业的核心的国际力量。

一、引言

20世纪30年代，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序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快侵华步伐，企图独占中国东北、进而吞并全中国，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妥协退让态度，而中国共产党则以民族大义为重，始终站在民族救亡的最前列，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4年7月15日，在福建永安小陶镇石峰发布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成为这一历史进程中最关键的节点。这份宣言不仅明确提出了“以民族革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核心主张，更系统阐述了中共联合抗日的政治与实践路径，为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指引与实践支撑。

长期以来，党史学界对中共抗日战略转折的研究，多集中于1935年瓦窑堡会议、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等节点，却往往忽略了永安宣言作为中共联合抗日实践起点的里程碑式意义。事实上，永安宣言不仅是中共民族革命政策从理念走向实践的重要标志，更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全民族抗日核心力量的政治动员的总宣示，其历史价值与战略影响贯穿整个长征与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了深远的重大影响。

本文将以《北上抗日宣言》为核心，结合20世纪30年代国内外政治局势、党史研究文献与田野史实考证，系统论证福建永安作为中共联合抗日实践历史坐标的核心地位，厘清永安在中共联合抗日实践中的关键作用与历史贡献。

二、永安《北上抗日宣言》发布的历史语境

（一）民族危机空前加深，抗日救亡成为时代主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迅速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对中国实行殖民统治。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步伐不断加快，1933年侵占热河省，并预谋策划“华北自治”，企图蚕食华北、独占中国，将中国彻底沦为其殖民地与势力范围。据统计，截至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中国东北、热河等大片领土，屠杀中国民众数十万，掠夺工矿资源、农产品等不计其数，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注意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国内阶级矛盾逐步让位于民族矛盾，民族矛盾成为决定民族命运与革命前途的核心矛盾。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抗日救亡成为全体中国人民最迫切的历史任务。然而，国民党政府却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对日妥协退让，对内加紧“围剿”苏区红军，这种“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反动行径，不仅加剧了民族危机，也让中国人民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朽本质，呼唤着中国共产党以一种新的政治姿态，凝聚全国的抗日力量，扛起民族救亡的旗帜。

（二）中共重大战略调整，联合抗日成为必然选择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的中心任务是开展阶级革命，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实现工农群众的解放。但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阶级革命已无法满足时代需求，中共清醒地意识到必须调整战略，凝聚全民族力量抵御外侮。1933年1月，中共中央曾发表宣言，提出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但这一主张尚未形成系统的实践方案。1934年，中央苏区面临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第五次“围剿”，革命事业陷入空前困境。在此背景下，如何突破“围剿”、凝聚全民族抗日力量，成为中共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福建永安地处闽西革命根据地，是中央苏区的重要屏障，也是连接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战略枢纽。这里群众基础深厚，各族群众积极支持革命，具备开展抗日总动员的良好社会基础。选择在永安小陶镇发布《北上抗日宣言》，既是中共立足革命实际的战略选择，也是其顺应民族救亡潮流的主动担当和作为。

（三）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永安正式组建，宣言成为行动纲领的总动员令

1934年7月，为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发展，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并以《北上抗日宣言》作为其行动纲领。永安宣言的发布，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形成战略呼应：一方面，宣言为红军北上抗日提供了明确的政治方向，明确了以民族革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去、是实现中华民族独立的核心目标；另一方面，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征，将宣言的民族革命主张转化为实际的军事行动，成为践行宣言主张的重要载体。

正是在民族危机加深、革命战略调整与军事行动部署等的多重战略交汇下，永安《北上抗日宣言》于1934年7月15日正式发布，吹响了全民族抗日救亡的号角，先遣队成为长征的第一缕红飘带。

三、《北上抗日宣言》的核心主张与历史贡献

（一）核心主张：明确民族革命任务，凝聚抗日力量

《北上抗日宣言》开宗明义，明确提出了“领导中国人民以民族革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核心主张，将民族救亡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宣言明确表示，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及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这一政治主张突破了阶级、党派的局限，具有鲜明的全国性与指导性：其一，它明确了抗日救亡的核心目标，即以民族革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其二，它提出了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的政治主张，打破了阶级联盟的局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三，它强调了武装民众的重要性，明确了“组织抗日义勇军”“武装全中国民众”的具体行动主张，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指引。

（二）历史贡献：开启全民族抗战序幕，奠定统一战线基础

永安《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以中央名义系统提出民族革命战争主张，将民族救亡作为核心任务，标志着中共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的战略转向，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从政党发展来看，永安宣言推动了中共群众基础的拓展，从工农联盟扩展到全民族各阶层、各群体，构建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从实践层面来看，永安宣言为红军突破“围剿”、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从国际视野来看，永安宣言使中共的民族救亡主张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形成有效对接，极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四、结论

综上所述，1934年7月15日在福建永安小陶镇发布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献。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政治总动员，更是中共联合抗日实践的重要起点，其历史价值与战略影响贯穿整个抗日战争时期。

永安宣言以明确的政治立场、系统的行动纲领、坚定的民族立场，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指引与实践支撑，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全民族抗日领导核心力量的历史担当。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温永安宣言的历史内涵，对于传承红色基因、凝聚民族力量，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