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孝义:长征权威叙事重构的时代必然性与九十周年纪念的纠偏价值:以永安宣言发布、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动为叙事原点
长征作为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事件,其叙事体系的建构与话语阐释,深刻塑造着社会公众对长征本质属性与革命精神内核的历史认知。长期以来,学界与大众叙事多从军事维度将长征定义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的战略转移,叙事视角偏重突围转战的艰苦历程,使得长征深藏其中的民族救亡使命被长期弱化。在传统的长征十大事件叙事框架中,社会各界长期以湘江战役作为长征叙事的开篇起点,此种叙事范式侧重于呈现红军突围的被动处境与战争的惨烈代价,整体阐释局限于阶级革命与苏区保卫的语境框架内,致使长征厚重的民族革命底色长期被遮蔽,历史内涵呈现出片面化、单一化的认知偏差。
2016年,在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重要节点,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完成重大党史史实纠偏,正式确立权威叙事新口径,将北上抗日先遣队行动列为长征十大标志性事件之首,明确“北上抗日揭开长征序幕”的核心历史定论,彻底取代了以往以血染湘江开启长征叙事的固有范式。该权威结论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中再次得到审定确认,成为全党统一遵循的党史正统表述。这一修订绝非简单的史实顺序调整或文字内容增补,而是对长征历史性质、逻辑起点与价值内核的整体性、根本性重塑,为整部长征史事体系深刻烙印上民族革命战争的核心属性,推动长征叙事从传统单一的军事突围、阶级斗争叙事,转向抗日救亡、民族担当、救国兴邦的综合化、立体化历史阐释。
从历史本源逻辑审视,新叙事体系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动、福建永安《北上抗日宣言》发布为核心叙事原点,完整还原了长征真实的历史脉络与战略初衷。1934年7月,红七军团率先受命出师北上,并于福建永安小陶——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民族革命的开端之地,正式对外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先遣队的抗日远征行动,早于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三个月,是党中央统筹全局、主动应对民族危机的战略前置布局,是伟大长征的历史序曲与战略预演,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这一关键史实充分证明,长征自酝酿启动之初,便根植于挽救民族危亡的时代使命,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历史背景下主动扛起救亡大旗的伟大远征,绝非单纯被动的军事撤退,从根源上夯实了长征与生俱来的民族革命属性。
历经十年权威沉淀,这一以永安革命实践为原点的党史新观点早已成为全党统一的历史定论,是新时代党史学习、历史宣传、纪念活动必须严格对标遵循的根本遵循。但客观现实中,部分主流报道、地方宣传、纪念活动仍长期延续旧有叙事惯性,对中央审定的全新权威史观选择迟滞接纳、刻意回避、不予体现。即便是2026年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的重大历史纪念节点,诸多官方传播与纪念工作依旧停留在传统叙事框架中,未对标新史观开展主题阐释与活动宣传,造成权威党史定论与现实宣传叙事长期脱节。
这种普遍存在的“上层定调、基层迟滞、央媒存档、日常脱节”现象,本质是部分地区和宣传主体未严格遵守中央党史权威结论、未落实全党服从中央大局要求的主观偏差。追溯其深层诱因,背后裹挟着各地红色资源话语权、红色文旅发展、项目资金配比、红色品牌塑造等局部现实利益的博弈与考量。但必须明确的是,在长征史这一事关党的革命路线、近代中国民族革命转折、党的初心使命溯源的重大核心党史命题面前,所有地方局部利益、固有宣传惯性、传统叙事范式都微不足道、不可同日而语。绝不能让狭隘的地方利益考量干扰党史正本清源的政治进程,绝不能让陈旧的认知惯性消解权威历史定论的严肃性。
在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的关键历史节点,若依旧延续旧有叙事思路滑行、固守单一阶级革命叙事框架,不仅会大大削弱长征的民族革命核心属性,严重剥离长征原本具备的民族革命底色,形成对长征民族性内核迟滞弱化的表述偏差,更折射出部分宣传主体对长征伟大胜利缺乏系统性、历史性的深度理解。必须深刻认知:此次以永安宣言、北上先遣行动为原点的长征叙事重构,不是简单的叙事内容补充,而是对长征历史本质的精准复位,是为长征伟大胜利铸牢民族革命底色、打上鲜明民族革命烙印的根本性历史校准。 新时代长征叙事的正本清源,核心是跳出片面的军事突围、阶级斗争狭义叙事,以永安北上抗日革命实践为叙事原点,完整还原长征作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伟大远征的本来面貌,让长征旗帜的民族大义、家国担当、救国初心更加鲜明、更加纯粹、更加正确。唯有在九十周年纪念活动中全面对标中央权威新史观、彻底摒弃陈旧叙事惯性、破除局部利益桎梏,才能真正捍卫党史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完整传承长征蕴含的民族革命精神内核,让新时代长征精神的传播与弘扬,始终立足真实历史本源、紧扣民族复兴大局,彰显跨越时空的历史价值与时代力量。
(共1931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