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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孝义:以人民网《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为代表的研究对长征源头叙事的拓展意义

    安安  2026-8-24/2026-8-24  2296点  1帖

    ^主安安2026/8/24 0:45:23

    安孝义:以人民网《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为代表的研究对长征源头叙事的拓展意义


    以人民网《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为代表的研究对长征源头叙事的拓展意义


    摘要


    传统的长征史叙事多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突围作为长征的时间起点,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长征内含的民族革命战争底色。以《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为代表的地方党史研究,依托《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斗争》社论等一手中央文献,厘清北上抗日先遣队与主力红军长征的内在逻辑关系,提出区分长征序曲阶段与主力战略转移阶段。该研究指出,1934年7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福建永安集结、公开发布中共中央宣言,作为长征序幕的先行开端,而主力红军长征是民族革命事业的接续推进;二者同属中共中央统一战略部署,血脉相连不可割裂。该系列研究成果补全长征源头叙事链条,揭示长征与生俱来的民族革命内核,提出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为长征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萌芽、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研究提供新的学术参考,属于地方党史研究对国家历史叙事的重要拓展与理论补白。


    关键词:


    北上抗日先遣队;《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斗争》;永安;长征序曲;民族革命战争


    以人民网刊发《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一文为代表,围绕北上抗日先遣队与长征渊源展开的系列地方党史研究,极大拓展、深化了传统的长征源头叙事体系。需要厘清的是:中央权威媒体、党史部门的相关表述,是立足党的原始历史文献基础之上,吸收借鉴地方党史研究的考证成果,进一步丰富完善官方历史叙事,学术研究成果为权威党史宣传提供史实支撑,二者是学术探索与官方叙事吸收深化的互动关系。


    1934年8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刊发社论,提出“使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成为真正的广大的武装民众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这份中央顶层原始文献,把《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北上抗日先遣队军事行动,标定在民族革命战争开启的标志性阶段。中宣部“党史上的今天”明确表述,宣言发表标志北上抗日的正式开启,也成为红军长征的序曲;《人民日报》梳理长征重大历史事件,将“北上抗日拉开长征序幕”置于长征十大系列事件的首位。


    秉承该文的系列后续研究,依托《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斗争》社论两份中央原始文献,系统梳理阐释五大核心板块:长征序曲与最早出发地定位、土地革命向民族革命战争战略转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先声、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先锋队价值、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生俱来的民族革命战争属性。


    我们如果固守长征自瑞金出发、将1934年10月主力红军突围开启的传统叙事,极容易弱化长征与生俱来的民族革命底色,整体行动被简单理解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单纯的阶级革命战略转移。这就会遮蔽在极端艰难的局势之下,中共中央“以最大的决心派遣红军主力北上抗日”的战略决断,《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对全体红军的政治号召力也会随之被削弱,这份宣言承载的中共中央整体战略意志也会被矮化为仅针对北上抗日先遣队单一部队的文件。


    从文献标题语境分析,文件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而非《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宣言》,宣言并非仅针对北上抗日先遣队,宣言指向是全体“中国工农红军”,这一定义涵盖中央主力红军和全国各路红军,它的内涵与外延是中共中央以最大的决心,所进行的战略叙事。宣言正文明确申明:“只要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接受我们提出的三个条件,那我们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清晰表达先遣队是先行,主力红军后续跟进的顶层战略构想。读懂宣言面向全体红军的文本指向,就不宜将先遣队行动与主力红军长征割裂看待。也正因二者属于同一套中央战略部署,中央机关报《斗争》才发表社论,作出“使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成为真正的广大的武装民众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这一重要的历史定性。


    从事物发展的辩证逻辑来看,“开始”这个概念本身就蕴含后续接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只有开端而没有后续延续,“开始”这一历史定性便失去现实意义。先遣队拉开北上抗日与长征的序幕,即是民族革命战争实践的开端;中央主力红军1934年10月的战略转移、万里远征,就是这一民族革命事业的继续推进,只有这样历史事理逻辑才能够完整自洽。 倘若剥离《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纲领引领、抽掉北上抗日先遣队拉开长征序幕这一前置历史环节,那么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就很容易被简化解读为反围剿受挫后的被动突围,弱化其与生俱来的民族革命战争底色。当年埃德加·斯诺在陕北实地调研,也敏锐捕捉到这一历史特质,看到这支历经挫败的队伍,是向着抗日民族革命战场开展进军,这也是外界能够理解红军长征行动的重要缘由。


    由此可见,主力红军长征不是单纯的生存转移,而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严重挫折的困局之下,毅然高举北上抗日大旗,为救国救民踏上的时代远征。北上抗日是全党、全军的核心战略目标,也是长征强大的精神动力来源。也正是基于这一历史逻辑,人民日报重新梳理长征重大历史事件,将“北上抗日拉开长征序幕”列为重要事件第一位。中央主力红军的长征离不开《北上抗日宣言》的政治纲领引领,离不开先遣队拉开长征序幕这一先行历史实践,二者血脉相连、一体共生,不可人为割裂。先遣队作为序曲,主力长征作为接续展开的主体实践,共同构成长征完整历史链条,共同承载1934年党中央承载着由土地革命向民族革命战争战略转型的历史使命。因此,从福建永安出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是长征第一缕红飘带,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


    在传统党史叙事当中,较多把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放在阶级斗争坚守的框架下予以叙述,而该系列研究结合宣言与中央社论的历史语境指出:伴随1934年7月《北上抗日宣言》公开发布,不仅先遣队行动承担民族救亡使命,留在南方根据地坚持斗争的游击武装,同样与长征同步进入民族革命战争序列,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力量。与此同时,《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公开倡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出联合各阶层共同抵御外侮的政治主张,是我党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较早的公开政治宣示,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萌发阶段的重要历史先声。


    这种关于北上抗日与长征源头民族革命战争底色的重要叙事,对上述各大历史板块产生历史性影响,促使长征各条战线的革命实践共同回归到党的民族革命战争起跑线,并以此为底色走完各自的发展全程。在《北上抗日宣言》的政治旗帜引领之下,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远征、中央主力红军的长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敌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萌发,全部被纳入民族救亡的时代轨道。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号召下,全党、全军服从中央命令,步调一致地带领全国人民奔赴抗日前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真正成为抗日的中流砥柱,并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这一论断,打通了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先遣队军事行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之间内在的历史逻辑,还原1934年党中央战略性质转变的完整历史链条,为长征整体历程注入民族革命战争底色。


    这一系列研究揭示,1934年7月在永安公开发布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赋予长征鲜明的民族革命之魂。这份宣言绝非仅仅面向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单一部队文件,而是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向全体红军发出的北上抗日与长征的战略宣言,完全可以将其视作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宣言。宣言标题不以先遣队冠名,行文面向全国民众与全部红军力量,文中明确作出“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战略宣示,清晰确立先遣队先行、主力接续跟进的整体部署。长征不只是一次战略转移的军事行动,自序幕阶段便承载中国共产党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担当。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党中央以宣言公开宣示抗日主张,先遣队率先亮剑,发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代呼声,后续主力红军长征高举北上抗日旗帜,南方游击部队就地坚持抗日救亡斗争,充分体现全党服从中央战略部署、步调一致的党性原则,彰显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在复杂严峻局势之下坚守民族大义、百折不挠的战斗品格,诠释出中国共产党何以成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


    从学术价值看,这套研究立足一手中央文献,针对既往官方党史尚未系统展开论述的若干问题开展专题考证,相关成果虽经过地方党史审核认定,但属于地方党史研究层面的创新性探索。研究并未否定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瑞金出发、于都突围这一主力红军长征出发的既定史实,而是区分长征序幕(序曲)与主力战略转移出发两个不同历史层次节点,把北上抗日先遣队行动作为红军长征叙事的前置序幕环节。其突出的学术贡献在于,针对以往党史叙事中碎片化、语焉不详的部分完成史料整合与理论补白,拓展长征历史的多维度内涵,厘清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过渡的完整脉络,为长征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萌芽史、南方游击战争史的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重要的学术参考与史实支撑,这一开创性的补白价值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研究者对《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文本的重新解读,打破长期以来将该宣言仅仅视作针对北上抗日先遣队单一部队的固有认知,为先遣队揭开长征序幕与主力红军长征二者内在关联性的阐释,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 安孝义.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N/OL].人民网党史频道.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3] 《斗争》编辑部.使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成为真正广大的武装民众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N].斗争,1934‑08‑16.


    [4] 人民日报评论部.长征重大历史事件述评[N].人民日报,2025‑08‑15.


    [5]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福建中央苏区史料汇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1.


    [6]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M].董乐山,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共403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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