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连载

^主阿管视频2022/4/15 16:48:42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连载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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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抗战文化史话》序：永安，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

《图说长征》丛书由曲青山任主编，介绍了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管其乾 摄影）

1、（横版）《图说长征序曲》介绍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管其乾 摄影）

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纪念馆正门（管其乾 摄影）

福建永安市小陶镇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公园的主题为“红军北上抗日从这里出发”（管永兴 摄影）

《永安抗战文化史话》序二：永安，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

序二

永安，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

高时良

（连载网页，未完待续，请注意继续浏览观看）

受委托上传者阿管视频手机：15059028136

^40阿管视频2022/6/2 15:53:34

林洪通谈《我为什么要出<永安抗战文化史话>这本书？》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411页至422页《抗战时期，永安现代文艺部分作品简介》

后记

我为什么要出《永安抗战文化史话》这本书？因为我在岗从事党史工作凡17年，1999年退休至今仍尽力而为，30年来，我和参加过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老同志有着广泛的联系和接触。他们对我真诚的关心和帮助，鼓励和鞭策，牢牢地把我吸引在这个被边缘化的工作岗位上；他们作为我的良师益友，使我长期受益，终生难忘。我要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深切的怀念。如今，我也退休13年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高时良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今年都101岁了。当我提出请他为集子写序时，高老二话没说，满口答应，陆续看了我寄给他的文稿后，迅速而认真负责地写了序文寄来，因此我首先要感谢高时良教授。

例如，本书所介绍的在广州的李品珍，享年100周岁。他生前就成为我的忘年至交。李品珍女儿李行远（广州美术学院教授）于2011年7月1日来电话说：“我爸爸已于2011年6月27日上午去世了，去世前不少熟人的名字都忘却了，可对你的名字却还记得。”

李品珍1938年就担任中共湖南宁乡县的地下县委书记，1943年10月来到永安，不久就成为羊枣的得力助手，在抗战文化活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我和李老是1983年开始通信的，2009年4月25日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这年他已98周岁。这封信可能是在病榻上写的，是他审阅我的一篇文稿后的回信。他写这封信时很可能眼力极差了，上下行文字都重叠在一起了，可见写信的艰难。这令我极为感动，我眼眶湿润地读着信。他在信中说：“弟今目不明耳不聪，也只能徒唤奈何天了！”他自称为“弟”，这令我无比惭愧，因我比他小28岁。这不单是谦词，更说明我们间友谊之深厚，更体现李老为人的高尚。我俩虽通信26年，但见面只有两次。一次是1992年，我们邀请他到永安辨认《民主报》社论作者时；另一次是2004年，我到广州办理赴美签证时。此后再也没见过面了。我非常后悔，他在2006年以后一直来信要我到广州他家聚会见面，我没有成行。对于他的逝去，我非常难过。

李老98周岁时，还关心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信息。2009年3月28日给他的亲密战友王一帆、徐昭华夫妇致信时曾说及当年在永安抗战文化中的作品，现在又被人们重视。

本书收入的《一位“永安大狱”被捕者的不老人生》一文，对李品珍老人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的事迹有较详细的介绍。

这些语重心长的话，是一位93岁的老前辈，我省知名人士的肺腑之言，对我这样一个县基层单位的办事人员来说，真是感动万分！

再如，本书所介绍的抗战时期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的秘书谌震，今年已96岁，只可惜他患的肺气肿病太严重了，只能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一动身，一说话，就喘不过气来，书报也极少看了。三年前，2009年4月27日我到长沙拜访他时，他还能坐轮椅由儿子推到大门口来迎接我。更令我感动的是，坐轮椅的他，还领我到离家5里外的长沙市中心的特色风味饭店请我共进午餐。足见他待我的真诚。自从1985年永安召开抗战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时我见过他一面以后，二十四、五年没有见面，他完全变了样，判若两人，耳朵几乎全聋了。即使如此，他还让孙子买来一套《胡适文集》共四十来册，继续研究胡适。他所写的《古文新读—新译新评古文观止》电子版和《民国春秋》的电子版，我特地复制携带回来。他说有些译评较好的篇章可以由我拿去上网。这是对我的莫大信任。我特托朋友在“永安之窗”网站上发表。本书介绍的《拜访抗战时期福建省主席秘书—谌震》和《一位“永安大狱”被捕者的晚年笔耕》两文正是表达我对他的感激怀念之情。

还有，本书介绍的1938年就代表我省唯一一位参加首届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首届中国作家协会的老作家赵家欣。他是福建省唯一获得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颁给的“老新闻工作者荣誉证书”、纪念章和中国作家协会颁给的“以笔代枪，投身抗战”铜匾殊荣的老作家，今年98岁了，前不久（即2012年8月3日）还给我一封充满深情厚谊的信，嘱我将“纪念黎烈文逝世40周年”的文章写好后可寄《炎黄纵横》刊登。至今，30年来，赵老给我来信就达120多封，全是对我工作的指导和帮助。他多次指出，对历史人物评价要慎之又慎，一定要实事求是。本书还介绍了他的患难之交的夫人谢怀丹。她1930年就入党了，两次坐敌牢，两次丧爱子。她为人刚正不阿，当赵家欣被打成右派后，有人劝她离婚，她坚决不干，不愧是坚贞的女共产党员。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我从心底里敬佩这些老前辈、感谢这些老前辈！

真是人间自有真情在，我由衷地感谢他们对永安人民的深情厚谊，这也就是我要出这本书的目的之一。

回顾在党史工作岗位磨练17年的酸甜苦辣，我别有一番情趣，也倍感珍贵。现在想来，最能让我引为自豪的，还是这17年，我的工作起初并不被人们理解，连家里人、亲戚、朋友、同乡、同学、同事都劝我离开党史办，有的甚至觉得我脑子“有毛病”，觉得很可笑和不可思议。因为县级党史部门是被边缘化、被认为是最没有“派头”的单位。但我没有离开。当时，我想自己文化不高，更不适合做轰轰烈烈的工作，只能在这儿待着。然而，我也曾经灰心过，动摇过，后来看了老同志给我们的来信是那么迫切地希望弄清历史真相，那么殷切地恳求我们弄清历史冤屈，这就更坚定了我待在这儿的信心和勇气。这样，在老同志的鼓舞帮助下，与同行一起，四处奔波，征集党史资料，外调时住最便宜的旅社，例如到福州出差，就住省教委招待所，每天只花7元钱住宿费，出行乘最廉价的交通工具。17年来整个单位最终征集到1000多万字的党史资料，编印了一批史料书籍，基本完成了民主革命时期的永安党史资料征集任务。

还有，我到党史办当主任说起来也很好笑。1981年上级对县级设立党史机构催得很紧，可是永安这么大的县，人才济济，据说找了一年多了，竟然找不到一个人来当主任。这也难怪，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经济开始活跃，谁有心思研究党史？我原在宁化县委办公室做机要秘书，后到县政府办当副主任一年多。恰在这时，我想从宁化调回老家永安，这可乐了永安县组织人事部门。他们即把我塞进党史办。当时三明市委党史办主持工作的副主任赵世华即赶到宁化找我谈话，要我快快到永安党史办上班。我说我不会写文章。赵说不要写文章，只征集资料即可。我信以为真，答应了。于是，1982年9月我调回永安后即着手建立了党史办，编制2人。后来才知道，这单位果真要写文章，我后悔了，但为时已晚。这样我才硬着头皮写起党史文章来。我之所以会安下心来做党史工作，如前所述，得到众多老同志的热情鼓励和帮助之外，应是党性、事业心和责任感的驱使，还有历届市委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上级业务部门的热情指导和帮助，从而意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

我退休以后一度下决心再也不写党史了。然而2003年我去看望一位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的永安县委书记边圻，接着看望98岁的章振乾教授，他们的可贵品格感动了我，不由自主地写出了访问记。谁知这一写却有二三十篇（包括土地革命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些文章大多在党史刊物上发表。我深感“永安抗战文化史”很有深入研究的价值，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这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种责任。作为党史工作者，决不能失掉职业道德和对历史负责的良知。也绝不应推给后人去承担，这是当代党史工作者和亲历者负有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烟云已经快要被人们遗忘了。季羡林说：“如果我们这一批人一个个遵照自然规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极可宝贵的、转瞬即逝的经验，也将随之消泯得无影无踪。对人类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对有这种经验而没有写出来的人来说，这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最可怕的是，这些千载难得的经验一旦泯灭，以千万人遭受难言的苦难为代价而换来的经验教训就难以发挥它的‘社会效益’了。再想获得这样的教训恐怕是难之又难了。”当然，我们写的史料必须真实，不虚美、不隐恶，求真务实。杜润生也说：“敢于求真务实是一种高尚史德。”这些是多么发人深省的话语啊！这就是每一位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崇高使命！

基于以上几个原因，我决定要出这本书。本书内容有错误和疏漏之处，请读者鉴谅和指正。

                                          林洪通

                                        2013年8月于上海

1、林洪通谈《我为什么要出“永安抗战文化史话”这本书？》

^39阿管视频2022/5/31 4:06:34

林洪通编著：抗战时期，《现代文艺》部分作品内容简介

林洪通编著：抗战时期，《现代文艺》部分作品内容简介

00、《图说长征》丛书由曲青山任主编（管其乾  摄影）

《现代文艺》部分作品内容简介

林洪通  肖传坤

《现代文艺》是抗战时期中共东南局文委邵荃麟委派王西彦到永安开辟的抗战文化阵地。它在著名进步作家黎烈文的支持和帮助下，成为当时永安“改进出版社”六大期刊中抗日救亡色彩最浓、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刊物。它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史上抒写了光辉的一页。

这里介绍的，仅是阅读了《现代文艺》刊物中各类体裁作品，共138万余字后的内容简介。以加深读者对抗战时期永安的《现代文艺》这个刊物主体内容的了解。

小说

诗歌

散文、杂感

论文

^38阿管视频2022/5/30 8:35:01

林洪通编著：抗战时期，王西彦、章靳以主编的永安《现代文艺》

林洪通编著：抗战时期，王西彦、章靳以主编的永安《现代文艺》

 

  本次网页发表的是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395页至410页《抗战时期，王西彦、章靳以主编的永安现代文艺》，其他书稿及其书评将陆续发布。

抗战时期，王西彦、章靳以主编的永安《现代文艺》

               林洪通  肖传坤

（56）爱国民主人士王西彦（40年代）

永安《现代文艺》，是中共东南局文委邵荃麟委托王西彦到永安开辟的抗战文化阵地，是当时永安改进出版社六大期刊中革命

色彩最浓、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刊物。

^37阿管视频2022/5/29 9:32:22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之《羊枣事件始末》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之《羊枣事件始末》

本次网页发表的是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370页至394页《羊枣事件始末》

羊枣事件始末

林洪通卢汝镇

（35）①中共地下党员羊枣（杨潮）（1940年）①

为时七年的永安抗战文化活动

羊枣在永安的战斗

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羊枣事件的导火线

永安大逮捕

羊枣被虐死狱中

8月6日夜，羊枣、谌震（谌被捕后，先囚于永安霞岭省党部调查室土牢中，后移囚吉山）、姚勇来、李达中被押上两辆汽车，解到江西省铅山，囚禁于国民党第三战区直属联络站。
在铅山，羊枣与谌震、姚勇来、李达中同囚一室。此时正是酷暑天气，牢房里变成了蒸笼，门窗紧闭，大小便要叫半天才有卫兵来开门。反动当局要羊枣向美国新闻处辞职，引诱道：“只要你表示离开了美国新闻处，你的罪名便减轻了，立刻便可以出去。”羊枣反驳道：“怎么在美国新闻处工作也是一种罪过呢？”“怎么竟可以用意气来决定一个人的自由甚至生死呢？”⑿顾祝同曾以少将衔待遇引诱羊枣，请他为国民党办报，要他“写书悔过”，“参加国民党”，均被羊枣严词拒绝。在铅山监狱里，羊枣不顾难以忍受的牢房的酷热，埋头翻译美国作家克拉伦斯·载的长篇小说《我的爸爸》（后在杭州监狱中翻译完成）。
抗战胜利了，而日夜为胜利艰苦奋斗的羊枣却被移囚杭州。
精神的折磨和肉体的摧残，使羊枣在1945年底患了恶性疟疾，他要求出狱医治。夫人沈强也从福建赶到杭州，要求当局替羊枣治病，几次都没有得到准许。1946年1月7日，羊枣病危，说话困难，视力模糊。直到这时，当局才答应移送杭州省立医院就诊，然而此时羊枣已被拖延得病入膏肓了。
在医院里，沈强陪了他4天，可是他4天讲的话不到20句。他舌头变大，讲话太吃力了，沈问他：“他们怎么虐待你的？是不是给你吃什么毒药？”羊枣张大眼睛，向四周看了又看，还是不肯说。沈告诉他：“确实没有人了。”羊枣回答说：“不，有人的，房子四周都布得有人啊！”羊枣被捕后是生活在何等残酷的环境之中！这种精神上肉体上所受的摧残，外人是无法想象的。弥留之际，羊枣总露出有心事没有了结的神态。沈强终于领会到了，对他说：“你放心吧！我一定用各种力量把你的稿子拿出来出版，我一定设法把朝汉（羊枣唯一的儿子，16岁时即送入新四军，当时正由新四军二师调到东北民主联军任某团政治处主任--引者注）的通讯处找到！”⒀ 这样，他才放下心来。1946年1月11日晨，羊枣死于国民党杭州监狱，时年46岁。这一天，正是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蒋介石在会上宣布释放全国政治犯的第二天！
羊枣逝世前一周，对同囚室的谌震留下了一个口头遗嘱。遗嘱说：“第一，希望沈强坚强地活下去；第二，希望六妹杨刚 ⒁本着一贯精神继续努力；第三，自己对人类贡献得很少，非常惭愧。写了四五百万字的文章，是一生留下的脚迹。希望杨刚和金仲华、钱俊瑞诸好友能把我发表的文章汇集出版。”⒂
“在蒋管区的地下斗争中，羊枣同志冒着时刻有被逮捕、被杀害的危险，走完了这充满着荆棘和黑暗的道路。他勇敢地为革命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⒃

羊枣事件震惊中外

      3月13日，羊枣胞妹、《大公报》驻纽约特派记者杨刚在上海《大公报》发表质问顾祝同的公开信。质问：羊枣究竟犯了什么罪？为什么在《人权保障法令》颁布一年之后，羊枣还被无故拘禁和虐待？为什么不给治疗，听其死亡？在3月18日《大公报》刊登了顾祝同及其军法处的复信后，羊枣夫人沈强和法学家、“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名律师沙千里在报上发表谈话，对顾祝同的狡辩予以迎头痛击。沙千里依据国民党政府的有关法律，指出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部对羊枣的诬陷，逮捕方式，军事审讯，故意长期监禁、不送司法机关公开审理，统统是非法的，是以莫须有罪强加于羊枣。这是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永安大狱、害死羊枣的起诉书。它剥掉了国民党当局的“民主”画皮，揭露了国民党政治制度和特务制度的反动本质。为羊枣之狱掀起的抗议怒潮，遍及全国。
3月29日，杨刚致电全国新闻界同业，痛斥国民党当局“以汉奸之名，加于忠贞记者之身”，“如此黑雾弥天，人命草芥，国法何在？纲纪何在？”指出“羊枣之狱不伸，即中国人民之生命不得保障！”
羊枣的老战友及全国知名人士夏衍、田汉、金仲华、柳亚子、恽逸群、胡仲持、于伶等，纷纷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痛悼羊枣这位以生命殉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烈士。政协委员罗隆基等人，曾当面责问蒋介石，要求按照政协会议决议，释放“羊枣事件”被捕的全部政治犯。
5月19日，上海市文化界和新闻界一千多人，在国太殡仪馆举行羊枣追悼会。追悼会由郭沫若主持，马叙伦、梁漱溟、许广平、金仲华、田汉、熊佛西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在追悼会上讲了话。陆定一同志送了挽联：
“新闻巨子，国际专家，落落长才惊海宇；
缧绁蒙冤，囹圄殒生，重重惨痛绝人寰。”
羊枣之死，也激起了国际舆论界的强烈反应，美国新闻界24人从纽约致电国民党政府，对羊枣受特务虐待而死表示强烈抗议。其中，有美国著名戏剧评论家华兹、著名记者史坦因·爱泼斯坦、史沫特莱·怀特等。上海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连续发表文章，揭露和抗议国民党政府虐死羊枣的罪行。美国5个群众团体、加拿大1个群众团体和1个华人团体也打电报给蒋介石，抗议第三战区非法监禁羊枣致死的罪行。羊枣的遗体由其夫人沈强护送到上海时，美国新闻处中国分处处长发表声明，呼吁美新处的美国雇员捐款资助羊枣的殡葬。面对国内外舆论的严正谴责，反动政府噤若寒蝉，它的反民主、反人民的狰狞面目更加暴露无遗。对永安大逮捕的揭露，对被捕人员的营救，对羊枣的悼念，成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内战阴谋的声势浩大的舆论动员。国民党当局炮制了羊枣事件，自以为得计，其结果恰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营 救 难 友

大逮捕阻挡不住历史前进

后记

^36阿管视频2022/5/28 6:14:23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之《邵荃麟与永安<现代文艺>》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之《邵荃麟与永安》

 

邵荃麟与永安《现代文艺》

林洪通、杜元会

邵荃麟3

邵荃麟，1906出生于浙江慈溪（现宁波市江北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20周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起先后担任江苏省团委常委，在江苏、上海、杭州等地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34年参加上海反战反帝大同盟，任宣传部长，并开始从事文艺创作。1938年9月，受党的派遣，到金华参加浙江省文化小组的工作。1938年11月设立东南局，邵荃麟为东南局文委成员。这次邵荃麟夫妇是奉党组织之命，撤离浙江到永安的。

^35阿管视频2022/5/27 17:47:23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生平简介（2）

董秋芳（1898—1977）：

董秋芳，笔名秋航、冬芬、冬奋等，浙江绍兴人，鲁迅的同乡和朋友，30年代左翼作家。1919年毕业于浙江第五师范学校。1920年在北京大学英语系就读，1923年在该校组织青年文学团体“春光社”，邀请了鲁迅、郁达夫等作指导老师。1926年翻译《争自由的波浪》一书，鲁迅曾为之介绍出版并写了“小引”。1927年任杭州第一中学教务主任。1929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因撰文揭露国民党叛变革命罪行而被通缉。后在济南、天津、杭州等地中学任教。1937年4月应福建省政府公报室主任郁达夫之邀到福州，任省政府编译室编译、省政府图书馆副馆长。1938年5月随福建省会内迁到永安，任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编译兼省政府图书馆馆长。他致力于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利用工作之便，购进了大量进步书刊公开出借。还秘密出借当时的禁书、禁报给进步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1943年9月任《民主报》副刊“新语”主编，《新语》出刊602期，大量刊登进步青年和文化界人士抨击时弊的杂文和文学作品。他自己也曾在副刊上发表大量揭露社会黑暗和抨击时弊的文章。1945年7月“羊枣事件”发生后，他出于对国民党特务的愤慨，发表了《沉默之美》一文，对国民党顽固派摧残进步文化人士的暴行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强烈抗议。同年7月22日被捕入狱，1946年2月被保释。4月到福州任《改进》月刊编辑，因发表《新世界观与新审美观》一文，被迫于8月离闽回绍兴从事教学工作。解放后历任杭州高级中学语文教员、宁波市立中学校长，并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部中学语文教材编辑室等处任职。“文革”中遭受迫害，被疏散回绍兴闲居，在闲居期间撰写了不少回忆和纪念鲁迅的文稿。1977年2月11日病逝。

蔡力行(1917-1999)

遭车祸身亡。

蔡振扬（1917--2011）：

日病逝于台湾。一生著作有《西洋文学史》、《法国文学巡礼》、《台湾岛之历史与标志》；散文集《崇高的女性》；译著有《法军侵台始末》、《第三帝国的士兵》；小说《红与黑》、《河童》、《乡下医生》、《两兄弟》、《冰岛渔夫》等多种。

^34阿管视频2022/5/27 17:45:47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生平简介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生平简介

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生平简介

林洪通、张和陆、赖承光

2、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331页至360页《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生平简介》

这批爱国民主人士（包括国民党内坚持爱国抗日的进步人士）在省政府所属各部门、各单位中，不少人担任着重要职务，掌握了许多重要文化阵地。他们利用这些阵地为抗战呐喊呼号。当时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但同样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繁荣抗日文化、坚持团结的典范作用。他们和身份隐蔽的中共党员一道，形成了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建立了以革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抗日爱国统一战线，共同实现抗日救亡的神圣使命。当时，这批爱国民主人士在永安所起的作用是共产党员本身所不能替代的。这就真正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广泛性和正确性。

年获编审职称，同年底离休。

林舒谦，福州市人。自大学时起，即参加并组织抗日救亡话剧团体，从事宣传抗战的戏剧活动。30年代在《青白评论》上编辑《康巴斯》副刊，鼓吹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创作了大量宣传新文艺的作品，在多种报刊上发表。1938年随省会内迁到永安，任福建省教育厅戏剧委员会“战时国民巡回教育团”干事，后“战教团”改为“民众教育施教团”，任第一团团长，巡回于闽西北的大田、尤溪等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41年1月起，相继任《剧教》、《福建剧坛》编辑。创作、发表的作品有《喷火口》、《毒》等剧本，为省内外戏剧团体采用演出，颇受欢迎。福建剧坛上毕生从事编、导、演的戏剧作家、活动家。解放后，他先在福建省戏曲改革委员会工作，后任福建省闽剧实验剧团艺术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专职编剧，为闽剧的“推陈出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创作、改编、移植、整理演出的剧本达二十五种，其中《炼印》、《六离门》曾轰动省内外剧坛；《炼印》拍成电影；《六离门》在国庆十周年赴京献演，为周恩来总理亲点观赏剧目，颇受赞赏。“文革”中受到冲击，但从事戏曲创作之志不衰。“文革”结束，剧团恢复元气后，仍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戏曲的创作、改编、移植工作，并为剧团培养了不少创作人才。曾任福州市政协委员、民盟福州市闽剧支部主委。党的三中全会后他积极为闽剧艺人落实政策奔走呼号，不遗余力。1983年病故。

林浩藩（1910--1994）：

林浩藩，字孟屏，1910年3月生，福建省闽侯县螺洲乡人，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他青年时代即热忱支持民主革命，曾掩护中共地下党人脱险。在大学期间，与中共地下党员杜星垣（建国后曾任国务院秘书长）结为密友，经杜引见参加沈钧儒、史良等“七君子”组织的抗日民主秘密会议。抗战爆发后，林被派往福建省教育厅任职。此时，林积极支持他的挚友、中共地下党人孟起从事地下活动。1938年5月随福建省教育厅内迁到永安。10月，共产党员陈培光邀集林浩藩、卓克淦、高时良等在永安创办通俗报纸《老百姓》，揭开了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序幕。1939年，经陈培光介绍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还参加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生活教育社等进步组织。因《老百姓》报宣传中共主张，发表社论《拥护三大政策》等而被勒令停刊，林浩藩等人也受到当局监视和审查，并强迫他们参加国民党。1940年至1944年，他任省立龙岩师范学校校长。抗战胜利后，他任省立福州中学（现福州一中）校长，并创办了福商中学(现福州第四中学)，任校长。通过孟起介绍，林浩藩认识了当时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化名郑守铭)，以及王一平和城工部部长庄征(化名老赵)等中共地下党员。为了掩护地下党的活动，他专门为曾镜冰等人发放福商中学教员聘书，作为“身份证明”。曾镜冰和孟起等常在林家议事、食宿。1947年林加入民革前身—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是福建“民联”创始人之一，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迎接福州解放。解放后，曾任福州市民政局副局长、局长、福建省政协常委、副秘书长、福建省人大常委、福建省民革秘书长、副主委、民革中央委员、中央监委常委等职。1994年5月7日逝世，终年85岁。

卓克淦（1914—      ）：

    卓克淦，笔名小泓、刻干，福州市人。1937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教育学院（现华东师范大学）。在校期间，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担任福建同学抗日救国会总干事、教育学会会长、“猛进社”三人领导小组之一、榕声学社社长。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后，上海大学生积极响应，卓与中共地下党员田馨田作为大夏大学学生代表，与上海各大学联系，组织同学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后，乘火车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一致抗日。请愿队伍历尽艰难险阻，车行三天三夜，始到达无锡，被国民党宪兵堵截，围困无锡戏院，各校代表在与宪兵司令谷正伦谈判中，因语言激烈冲突，代表均被扣押，后被押送回上海，交由各校处理。卓回校后，被警告威胁，并禁止一切社会活动。他1937年毕业回福建，任福建省教育厅股长、视导员，后调任省立莆田中学校长。1938年卓随福建省会内迁到永安，在教育厅工作，这时在中共地下党人领导下，与林浩藩、高时良等自费创办《老百姓》通俗报，宣传抗日，后《老百姓》报因宣传中共主张，发表社论“拥护三大政策”等而被勒令停刊，卓克淦等人均受监视和审查。抗战胜利后，卓转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管委员会委员，先后在台东厅及淡水郡进行接管工作，并担任淡水区区长。1947年，中共闽浙赣区委城工部副部长孟起潜往台湾开展工作，经林浩藩介绍，孟与卓联系，卓掩护孟，并让孟住其家中。1948年他任上海市“民食调配委员会”专门委员、代主任秘书，同年参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革前身）地下组织，进行反蒋斗争。解放后曾任民革福建省委常委、福建省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后期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民革福建省委顾问。

赵家欣（1915—      ）：

赵家欣，笔名赵璧、诸葛朱，福建厦门人。30年代初从事新闻和文艺工作，历任厦门《星光日报》、香港《星岛日报》、上饶前线通讯社等报社记者、编辑等职。结集出版了《今日的厦门》一书。1938年至1940年曾到武汉、台儿庄和东战场各地采访，撰写了大量通讯、特写、散文、杂文、时事评论，进行抗日宣传。1938年3月，23岁的赵家欣在武汉采访了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他铭记叶的“真理在哪一方，青年就奔向哪一方”的教导，参加在武汉举行的首届“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会上，聆听了周恩来、郭沫若、冯玉祥的讲话。他成为福建参加这两会的作家兼记者唯一代表。同年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42年夏，他应改进出版社社长黎烈文之邀来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任《现代青年》月刊主编，积极投身于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后任福建省政府编译室编译，主编《新福建》月刊，并为《改进》、《民主报》、《联合周报》、《东南日报》等报刊撰写社论、评论等。1943年编辑出版《沦陷区的故事》通讯集。1945年汇编出版杨潮（羊枣）的《太平洋战争新局势》等书。同年他主编立达书店《立达青年》丛书。1945年7月“羊枣事件”发生后，他积极营救被捕同志。同年，随福建省会迁回福州。1946年他担任福建时报总编辑、社长。1947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解放后历任福州新闽日报总编辑、福建省文教厅文化科长、福建省中苏友协副总干事、民盟福建省委宣传部长、副主委、民盟福州市委主委、名誉主委、福建省政协一至七届委员、常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作家协会理事、福建省新闻学会副会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因“胡风案”、“反右”、“文革”受到的长期迫害得到平反昭雪。此后20多年来“枯木逢春犹再发”，写了500多篇文章，选编出版7本书。即《风雨故人情》、《雨丝集》、《历史的情思》、《永久的思念》、《走笔写人生》、《无尽情思逐逝波》及与夫人谢怀丹合著的《金婚岁月》。1995年和200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和60周年之际均获国家级荣誉奖。

徐君梅（1911—1966）：

徐君梅，福州市人。他在厦门大学就读期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现代文化社”。1936年厦门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继而进入福建省教育厅任编审工作。1938年随省会内迁到永安，参加了中共地下党人创办的《老百姓》报初期编辑活动。在永安创作和编辑的战时国民读物有：《抗战诗歌十九首》、《抗战歌谣选》、《抗战声律启蒙》、《黑旗将军刘永福》、《中华好儿女》、《我们的家乡——福建》、《怎样认识你自己》等十余种，又创作、翻译了多种文艺作品在各报刊上发表，以不同的文艺体裁宣传抗日救亡。这些均由省教育厅出版发行或赠送小学和各地民众教育馆，影响颇大，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作出了积极贡献。他还主编过《中等教育》、《教育与文化》等月刊，为《现代青年》和《现代儿童》撰写了大量稿件。解放后曾任厦门大学校友中学教务主任、厦门师专和福建第二师院讲师。1966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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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

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

林洪通  肖传坤

            抗日战争时期，在福建省战时省会永安开展的长达七半年之久的抗战文化活动中，先后到永安工作的有60多位中共党员。他们当中，部分同志是党组织派来的，与党组织有联系。如王毅林、卢茅居、刘子崧、陈培光、高力夫等十多人；部分同志到永安后开始与党组织有联系，以后中断联系，如张立、郑贞篯、萨一佛等少数人；大部分同志是暂时中断组织联系或失掉组织联系，如杨潮、李达仁、谢怀丹、陈矩孙、陈宗谷等40多人。为了防范国民党顽固派随时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党中央对国统区党的组织形式、斗争方向、工作方式作了新的部署。特别是1942年“南委事件”以后，中央规定，在国统区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党员“转人不转党、不发生关系、不过组织生活”，并实行“三勤、三化”，即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因而当时党员的活动处于隐蔽、分散状态。尽管如此，他们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积极主动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埋头苦干，努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也没有停止对民主与科学真理的追求，均心照不宣，人自为战，为永安抗战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现将他们在永安的组织关系简

年“羊枣事件”后回湖南。

王毅林：

王毅林，1941年在南安入党，1944年9月到永安，在东南出版社门市部工作。他与南安党组织保持联系。“羊枣事件”后，他协助李志国把东南出版社发行部的进步书刊采用批发赊购的形式，转移到永安东方出版社出售。1945年9月，王离开永安到厦门。

（27）抗战时中共地下党员卢茅居（30年代）

卢茅居（又名卢懋矩）：

卢茅居，福州市人，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闽江工委组织部长等职。1939年底，由党组织派来永安改进出版社工作，主编《现代青年》。时省委地下交通员郑挺在沙县，每月来永安一次，与卢茅居联系。1940年4月，省委调卢茅居赴闽北崇安山区，任中共福建省委武夷干校教育长。1941年3月，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围剿中，卢为掩护同志突围不幸被捕。同年秋被国民党杀害于三元（今三明）梅列集中营，时年33岁。

（34）中共地下党员叶康参（40年代）

叶康参（康生、章敏）：

  叶康参，福建建瓯人。1934年在建瓯由中共建瓯县委负责人张冬普介绍入党。曾介绍庄征入党，并在建瓯、沙县、南平、金华等地做抗日宣传和党的地下工作。1938年10月到1939年初，在南平编辑由中共地下党人创办的报纸《老百姓》。后到长汀做文化工作，1943年秋到永安，任省政府编译室编译。在“羊枣事件”中于1945年7月23日被捕。1946年4月出狱后回福州主编《民主报》副刊“新语”。

孙道华（又名朱老）：

孙道华，福州市人，1939年8月在顺昌洋口英华中学由简印泉介绍入党，后任英华特支书记。1943年到永安，入下渡省卫生试验所工作。1945年到福州邮电局工作。1946年初任中共福州第一市委书记。1947年10月任新组建的中共福州市委书记。1948年4月在“城工部冤案”中被错杀。时年26岁。

毕平非（毕扶华、毕朋非）：

毕平非，浙江海盐人。1939年1月在浙江金华入党，党组织关系属中共浙西特委。1943年9月到永安，任福建省“工合”视导兼连城事务所主任。毕到福建后党的组织关系在粤北省委。1944年曲江沦陷，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45年7月17日在“羊枣事件”中被捕。1946年4月出狱后奔赴苏北解放区，参加新四军。

（43）中共地下党员江士骙（江艾）

江士癸：

江士癸，1939年在广东开平入党。1943年夏到永安就读于国立福建音专。1946年离开永安。

华国谟：

华国漠，中共地下党员，入党时间与组织关系不详，1941年到永安，在省农业改进处工作。

吕仲恺：

吕仲恺，1938年入党，1939年到永安，任福建省建设厅工商指导员。1940年春以后，他每月都与高力夫、陈荩民、杨昌辉联系。1940年10月离开永安。

（122）①抗战时中共地下党员刘子崧①（1985）

刘子崧（笔名刘重远）：

刘子崧，1938年11月在福州由王助（原新四军驻闽办事处主任）、林大棋介绍入党。1940年5月王助派刘到永安开展党的工作。刘到永安后被聘为省政府参事兼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0月，王助派孙竹云（曾镜冰的妻子）到永安与刘联系一次。11月、12月各派一人联系二次，提供地图一张。1941年2月王助派蒋柏铭（即陈明）到永安工作 ，经刘推荐入省经济建设计划委员会工作。1942年9月，刘子崧离开永安到三元，进江苏学院任教。

（28）①中共地下党员许文辛（许文新）①

许文辛（原名许乃东，在永安时名许文新）：

许文辛，1938年8月在漳州入党，属漳州中心县委漳厦工委领导。1940年3月他组织关系转到泉州中心县委。1943年2月至1945年7月他在永安吉山国立福建音专读书，积极参加进步学生活动。1944年6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保释。

（36）中共地下党员王戈（李力行夫人）

李力行（李敦蕾）、王戈（王洪岑）：

李力行、王戈，他们俩为夫妻，分别于1940年5月在湖南邵阳和1939年2月在湖南湘潭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失去联系。他们1944年5月到永安，先在永安工合工作。6月，李任东南出版社第二任经理兼门市部主任，王在东南出版社门市部工作。1945年春，李与王一起到改进出版社工作，李任襄理。李力行于1945年7月14日因“羊枣事件”被捕，1946年2月保外就医。1946年夏离开福州到上海并进入苏北参加新四军。

（37）①中共地下党员李达仁（李品珍）（40年代）①

李达仁（李品珍，史任远）：

李达仁，湖南宁乡人。1937年11月在湖南长沙入党。1938年任宁乡县工委书记。1943年10月由谌震介绍到永安，任《建设导报》主笔兼东南出版首任经理。1944年7月到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并协助羊枣编辑《国际时事研究》周刊。1945年7月15日“羊枣事件”中被捕。1946年4月出狱后回湖南，参加游击队投入解放战争。

李志国：

李志国，1939年4月在湖南武岗塘田战时讲学院入党，后到桂林新知书店，为负责人之一。“皖南事变”后，到赣南主持章贡书店。后搬到永安，任东南出版社营业部主任。在永安时，他与省外的党组织保持联系。“羊枣事件”未受牵连，为东南出版社做了大量善后工作。他与王毅林一起把东南出版社发行部的进步书刊采用批发赊购的形式，转移到永安东方出版社。

李  健（李盛乐）：

李  健，1939年9月在顺昌洋口英华中学由邱文凯介绍入党，1940年任福州市工委委员，11月任闽江特委政治交通，1941年1月在崇安被捕，1942年初保释后到永安黄历福建农学院读书，与党失去联系。

陈伟顺：

陈伟顺，中共地下党员，入党时间和组织关系不详，曾任《建设导报》校对。1944年3月《建设导报》停刊后，由谌震介绍到永安师范任教，后任永春敏斌中学教员。1945年8月因“羊枣事件”在晋江被捕。

陈宗谷

陈宗谷（陈功）：

陈宗谷，1938年8月在浙江参加“民先”，194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入福建音专读书，目的是找党的组织。因在音专开展抗日进步活动，于1944年6月3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解送崇安“上饶集中营”关押。1945年10月获释后奔赴山东解放区入华东野战军。

陈矩孙（陈絜）：

陈矩孙，福州市人，1935年12月在北平燕京大学由姚依林介绍入党（1987年姚证明当时为中共党员，但不记得是他介绍的），后失去组织关系。1944年10月到永安，任省政府参事（后为顾问）。1945年5月与杨潮、程星龄、谌震等人策动刘建绪脱离蒋介石，搞第三势力，未果。随即离开永安。年底在福州与中共福建省委接上组织关系。

陈荩民：

陈荩民，1939年冬从广东到永安，在电报局工作，由卢茅居介绍入党，与杨昌辉联系。1940年冬他接党组织通知，到崇安山区参加省委办的学习班。1941年下山到南平，党组织安排在铁工厂工作。皖南事变后，形势恶化，他离闽回广东。

陈培光：

陈培光，福建建瓯人。1937年以前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时入党。1938年到永安，在福建省教育厅任科员，为中共福建省委联络员。1940年春调往闽北武夷山省委机关任秘书长。1941年三四月间下山向国民党当局自首。1945年赴美，后在联合国某机构任职。

（29）③抗战时中共地下党员邵荃鳞、葛琴夫妇1959年在杭州③

邵荃麟、葛琴：

邵、葛夫妻均为1926年入党。抗战初期，他们在浙江金华。邵荃鳞、葛琴在中共东南局文委工作。1940年五六月间，邵、葛在浙江遭国民党通缉，党组织命令他们撤离。时葛琴身孕，北上困难，决定南下福建永安。在浦城受林涧青接应，后组织关系由闽江特委代理书记黄贤才（余光）经手办理。邵、葛在永安时，福建省委派卢茅居等与他们联系。1940年12月底，中共南方局安排他们离开永安赴桂林。

（124）①抗战时中共地下党员张立①

张立（魏然）：

张立，1926年在武昌由从允中（曾任大冶地委书记）介绍入党，1940年到永安，在省银行工作，党组织关系与卢茅居联系，不久，到沙县图书馆工作。卢茅居调走后组织关系中断。

张新民：

张新民，建瓯县人，1937年由詹楚材介绍入党，1939年10月到永安，在省银行总管理处工作，为闽江工委系统的党员。1940年4月离开永安，1941年底调回中共福建省委机关工作。

杨学修（杨蕴仁）：

杨学修，福建仙游人。1938年3月参加新四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被捕，囚于上饶集中营。1942年6月“赤石暴动”中逃脱。1943年4月加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台湾义勇队”。后任“工合”连城事务所永安办事处主任。1945年7月“羊枣事件”时被捕，在狱中供出地下党员潘超、陈学铨，致潘、陈在龙岩被捕。

杨昌辉：

杨昌辉，1938年入党，1939年到永安，任改进出版社编辑。党组织关系与卢茅居联系。1940年春开始，每月都与高力夫、陈荩民、吕仲恺联系。1940年秋接中共福建省委通知撤入崇安山区。1941年初夏到桂林。

（42）中共地下党员杨桦（杨衍咏）

杨   桦（杨衍咏）：

杨   桦1939年或1940年在广东入党。1942年8月到永安就读于国立福建音专。1946年离开永安。

（35）①中共地下党员羊枣（杨潮）（1940年）①

杨   潮（羊枣）：

杨   潮，湖北沔阳人，1933年在上海由周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7月，由谌震向刘建绪推荐到永安，被聘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省政府参事。同时为《民主报》主笔，并主编《国际时事研究》周刊。撰写论文达140多篇，宣传抗战。1945年7月15日，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1946年1月11日被国民党特务虐死于杭州狱中。史称“羊枣事件”。

苏   节：

苏   节，地下党员，入党时间和组织关系不详。1942年春来永安，任省政府专员。

何柏华（女）：

（123）①抗战时中共地下党员何柏华①

何桕华，又名何正生、何阿英，福建福清人，1926年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由陈昭礼、潘贞美介绍入党。1927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参加“永定暴动”，1930年为福建省委候补委员（后转为正式委员）、妇委书记。1941年秋到永安，在吉山永安中学教国文。1942年9月到永安师范任历史教员。1943年7月，何柏华与其夫赵天问及学生陈文治同时被省保安司令部通缉，逃离永安，到闽南山区任教。

（38）①抗战时中共地下党员何雪瑜（何芸）①

何雪瑜（女，又名何芸）：

何雪瑜，1940年在广东入党，1942年到永安就读于国立福建音专。1945年10月离开永安。

（39）①中共地下党员何雪飘①

何雪飘（女，又名阮琪）：

何雪飘，1938年在广东入党。1942年春到永安就读于国立福建音专。1945年春离开永安。

余禄熙：

余禄熙，1939年春在广东开平入党，1943年夏到永安就读于国立福建音专。1945年春病故。

（40）抗战时中共地下党员余志宏

余志宏：

余志宏，湖南醴陵人。1938年5月在桂阳由熊邵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失去联系。1943年由程星龄介绍到永安，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为《民主报》、《国际时事研究》、《社会科学》撰写专论、社论，并参加以章振乾为首的闽西土地改革区的调查组，收集整理土地革命时期闽西土改情况。后与孟起接上组织关系，抗战胜利后回湖南。

卓   如：

卓   如，1938年秋在福州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关系与卢茅居联系。1940年5月到永安，经刘子崧介绍给黎烈文，入改进出版社任编辑，负责编辑《改进文库》丛书及《改进》月刊，卢茅居离永安去崇安时，委托卓如主编《现代青年》。1941年辞去改进社编辑，转省干训团任教。后赴暨南大学、英士大学、沪江大学任教。

林汝楠：

林汝楠，1939年或1940年入党，1940年到永安师范读书，1943年离开永安。

（31）抗战时中共地下党员林鸿图

林鸿图：

林鸿图，福建大田县人，1935年在河北省立农学院读书时入党。1941年春到永安，任省农业改进处造林事务所技师，党的组织关系与陈培光联系。同年9月被捕，50天后由农业改进处保释，1942年10月再度被捕，于1944年1月保释，1944年8月第三次被捕。1949年在厦门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37岁。

（48）②抗战时中共地下党员郑书祥②

郑书祥（1912—1978）：

郑书祥，福建省永定县人，1935年在厦门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5月，厦门沦陷时他按照党组织指示转移到香港。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他奉上级党组织指示撤退至永安。他先在国立福建音专任教，后入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抗战胜利后到福州，1946年六七月间与中共闽浙赣省委候补委员、城工部副部长孟起取得联系，1947年7月任星闽日报总编辑。

郑贞篯：

郑贞篯，地下党员，在改进出版社工作，与卢茅居单线联系。卢离开永安后，组织关系不详。

（49）①中共地下党员金希树（金村田）①

金希树（金苕，现名金村田）：

金希树，1939年在浙西天目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属浙西特委）。1943年4月到永安国立福建音专读书，和陈宗谷、许文辛等在校内开展党的抗日宣传工作。1944年5月被捕，关押在崇安“上饶集中营”，1945年10月“双十协定”后被释放。后入上海音专就读，1947年接上组织关系。

周左严（周佐年）：

周左严，1938年1月在浙江丽水入党，1940年浙江金衢特委遭破坏而撤离，失去联系。1940年到永安，任省统计处股长，1943年5月任《建设导报》总编辑，1944年2月任省银行专员。

胡允恭（胡邦宪、胡萍舟）：

胡允恭，安徽寿县人。1923年在上海由瞿秋白介绍入党。他参加过北伐，1931年脱党。1937年到福建，曾任明溪、泰宁、同安、福安等县县长。1943年2月至10月在永安，任省政府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兼设计组组长。与中共闽江特委沙县支部书记孟起取得了联系。1946年经福建省委批准，恢复党籍。

（50）中共地下党员柯咏仙

柯咏仙（女，嘉平、戈音）：

柯咏仙，1938年在江西南昌入党。1940年5月在福建被捕，出狱后失去组织联系。1940年8月到永安，任改进出版社期刊现代儿童主编。1942年初到长汀进厦门大学读书。

（51）中共地下党员赵方幸（赵芳杏）

赵芳杏（女，又名赵方幸）：

赵芳杏，1939年5月在广东开平入党。1942年8月到永安就读于国立福建音专。1945年1月离开永安。

赵伯衡（赵伯恒）：

赵伯衡，江苏常州人。1924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经赵虎臣介绍入党。1927年5月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判刑后，与党失去联系。他抗战初期到永安，在省干训团任科员。他与刘文铣（刘金）同住一室，关系密切。刘赴浙东找新四军前，赵曾在小饭馆饯行，周璧在座，故1945年7月“羊枣事件”中被捕。1946年4月获释。

骆何民（钟尚文）：

骆何民，江苏扬州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任湖南《开明日报》总编辑，1941年1月特务搜查《开明日报》，逮捕骆等12人。骆越狱逃来福建，化名钟尚文。1942年由刘岳厚通过谌震推荐，任福建省物价管制委员会秘书，并帮助筹办《建设导报》和东南出版社。1944年任福安县田粮处副处长。1945年8月“羊枣事件”中在福安被捕。获释后往上海，参加了中共上海工委领导的《文萃》周刊的编辑工作，1947年7月21日被捕，1948年12月27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南京雨花台，为“文萃三烈士”之一。

贵畹兰（女，又名宛蓝、胡瑜）：

贵碗兰，浙江吴兴人，周左严之妻。1938年1月在浙江丽水入党。1941年秋由金华到南平，后到永安，先后任福建省统计处科员、建设厅秘书、省设计考核委员会专员、“工合”永安办事处指导员等职。1945年7月“羊枣事件”时被捕。1946年4月获释。

（125）②高力夫（1941年）

高力夫（高缉光、高天宇）：

高力夫，1938年入党，1940年到永安。途经南平时通过王一平见到王助。王助告诉他，永安尚无党组织，要高力夫到永安后和杨昌辉、陈荩民、吕仲恺联系，成立党小组。高在永安下渡吕仲恺家开会，传达王助的指示，后每月都开一、二次会。同年4月，福建省委派黄扆禹到永安向高力夫传达国内的抗战形势，并通过高力夫传达给陈培光，并由高缉光通知卢茅居准备离开永安到崇安山上。王助派黄扆禹到永安找高力夫联系过一次。5月，高调回福州。

（33）②中共地下党员萨一佛（80年代）

萨一佛：

萨一佛，福州市人，1939年入党，在改进出版社主编《战时木刻画报》，与卢茅居单线联系。卢茅居离开永安后关系中断。1941年萨曾被捕，出狱后到生活促进会工作。1945年春到美国新闻处永安分处工作。抗战胜利后，因国民党又在逮捕他，与彭世桢乘坐军车逃离永安，南下广州。

黄卫世：

黄卫世，1939年初在沙县入党，后到永安，在省政府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厦门市委委员。

曾列明（笔名戈扬）：

曾列明，广东揭西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疏散到永安，为省气象局职员，常以“戈扬”的笔名为《民主报》副刊“新语”写稿。在“羊枣事件”中于1945年7月31日被捕。出狱后去台湾工作，1947年回广东参加地方武装斗争。

蒋柏铭（陈明）：

蒋柏铭，入党时间不详。上海同济大学学生，抗战初期参加新四军，1940年10月，东南局决定成立政治交通队，负责与各省委、特委联系，派蒋柏铭为驻福建省委的政治交通。1941年2月由省委派到永安，党的组织关系与刘子崧联系。后由刘子崧介绍，入省经济建设委员会工作。1942年7月离开永安赴上海。

傅孙焕（马一峰、老马）：

傅孙焕，长乐县人，1941年在顺昌洋口英华中学由孙道华介绍入党，抗战时到永安，为福建农学院学生，组织关系属闽江工委。抗战胜利后他随校迁回福州，历任福州第一市委委员、城工部闽北特派员、沙县中心县委书记，1948年4月，“城工部冤案”中被错杀。

（52）①中共地下党员谢怀丹①

谢怀丹（女，原名裘东莞，又名谢亿仁）：

谢怀丹，1925年9月在山东济南女子中学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转党，1940年失去组织联系。1942年夏到永安，先后在《建设导报》编辑部、《民主报》资料室工作。1944年8月，进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后升为副研究员)，协助羊枣编辑《国际时事研究》周刊。1945年10月离开永安前往福州。1946年与城工部取得联系。

（127）抗战时中共地下党员裘振纲（1949年7月）

年初在顺昌洋口英华中学由李盛乐（现名李健）介绍入党，抗战时到永安，为永安黄历省立福建农学院学生。仍为中共闽江特委系统的党员。抗战胜利后到福州，历任农学院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福州第一市委委员，宁化、明溪、石城、瑞金、清流五县特派员。

蔡翔云（女）：

蔡翔云，1916年生，江苏无锡人。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任南平工委委员、妇女部长。1939年至1940年间在永安教育厅所属话剧团为演员，往来于南平、永安之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对福建省委所在地闽北连续发动军事“围剿”，她奉命分散隐蔽，1943年1月饿死于邵武大山中。

黎绍吉（黎民）：

黎绍吉，1939年在广东入党。他1943年夏到永安就读于国立福建音专。1946年离开永安。

（32）②抗战时中共地下党员霍劲波（1985年）②

霍胤光（霍劲波、霍振梦、涤川、郭巴）：

霍胤光，湖南湘阴（今汨罗市）人。1939年4月在湖南武岗塘田战时讲学院入党。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经组织决定分散隐蔽来福建，先在南安任《南光日报》编辑。1944年到永安，任“工合”联社经理，后任省政府助理秘书，省行政干部训练团科长。与外地党组织有联系。因“羊枣事件”案于1945年8月11日在泉州被捕。1947年冬与泉州党组织联系上。1948年6月地下党劫狱成功，参加了解放战争。

通过上述探索，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抗日战争时期，永安没有建立统一的党的地下组织。由于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福建省委贯彻中央有关隐蔽精干的方针，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领导，是通过党的政治路线和党员个人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实现的。广大地下党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忘我工作，团结一切进步的学者和文化界人士，利用国民党统治区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和政府创办的各种报纸、期刊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为推动抗日文化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党的和非党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爱国进步人士来实现的。

（1988年12月初稿，2012年 4月修改）

（本文曾发表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与教学》1990年第五期）

^32阿管视频2022/5/24 0:46:47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论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领导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304页至313页《论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领导》

             论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领导

                              林洪通 李万成

    抗日战争时期，永安作为福建的战时省会达七年余。许多革命知识分子、爱国民主文化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以及许多热血知识青年聚集永安，他们用笔作武器，以新闻机构、出版机关或报刊等为阵地，宣传抗日救亡，使山城永安成为我国东南抗日文化十分活跃的地方。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共产党员、革命知识分子和爱国进步的文化人士共同奋斗，进行思想文化斗争的丰硕成果。本文拟就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党的领导形式及其特点作一粗浅探讨。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发表了团结御侮的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但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国共两党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过。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政策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一整套办法。国民党在大后方强化特务统治，继续大肆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其间，福建的国民党顽固派也进一步明目张胆地向各地的共产党机关和人民抗日武装队伍加紧军事进攻和破坏活动。福建的局势仍处于紧张之中。
    根据形势的急剧变化，为了防范国民党顽固派随时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避免革命力量的不必要损失，党中央对党的组织形式、斗争方式和工作方式作出了新的部署。中央指示大后方党的组织应“善于隐蔽自己的力量，要以埋头苦干的精神去进行持久的工作”。对于国统区，中央要求党的领导机关“力求短小精干”，党的组织求精不求多，不应大量发展。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巩固党的组织决定中指出：“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停止，而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南局的指示中再次明确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则应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
    根据中央的有关精神，中共福建省委对城市工作方针也相应作了新的调整。1940年4月，省委在《关于新形势与抗日战线的新任务》中，指出城市秘密工作的任务应当“是顾及整个的、是合法的、是群众的”。福建党的工作开始侧重于以公开职业的掩护，利用各种合法的机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此外，福建省委还陆续将城市中的“红干部”撤退转移到农村隐蔽。在这特殊的斗争形势下，中共福建省委没有在永安建立一级党的组织机构。虽然省委范式人1940年12月28日给中央的《福建组织报告》提纲中有永安“已成立工委”的记载，但实际上是没有成立的。
    1942年6月，“南委事件”发生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提出党员要“三勤”，即党员转移出去，自己找职业掩护，要勤学、勤业、勤交友。党员转移一个地方，不转党的组织关系，也不与当地组织发生联系，不建立组织，也不过组织生活。对于隐蔽在国统区的共产党员，组织上要求他们不暴露身份，不互相联系，自己好好工作，起模范带头作用，以此来影响群众，带动群众。因此，这一期间虽然陆续有一些共产党员转移来到永安，但根据上述原则，永安也就不成立党的组织机构。这说明，永安在抗战期间没有建立党的组织机构，是当年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是中共福建省委贯彻执行中央有关隐蔽精干方针的必然结果。
    纵观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全过程，可以发现，当时永安没有建立共产党的一级组织机构，不存在党的组织指挥系统，既有利于共产党员的隐蔽，又有利于抗战文化活动的开展，是符合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和永安当时的客观实际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既不同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以半公开的党的形式出现，也不同于十年内战时期非常孤立的秘密的党。这一时期共产党一方面是完全秘密的党，同时又有空前广大的社会政治基础。这就是为全国人民大众包括国民党中的抗日爱国志士所拥护和接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共产党员在各个工作部门内有着相当广泛的合法性可以利用。但由于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共产党还是一个秘密的党。因此，党的活动显然有一定的严格限度，这种限度表现在共产党还不能以党及党员的面目去进行公开活动。当时，永安是各种人才聚集之地，要进一步激励各界人士的抗日热情，发挥他们在抗日救亡中的积极作用，关键是共产党员如何根据个人的可能，去参加各种公开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去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与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保持联系；去联络各种公开合法的社会团体、机关和报刊出版单位，使这些团体、这些报刊成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支点和堡垒。先后来到永安的地下党员如王毅林、叶康参、卢茅居、刘子崧、羊枣、李达仁、邵荃麟、余志宏、郑书祥、钟尚文、谢怀丹等等同志，正确而成功地实践了党的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
    当时，永安客观上具备了一定的有利于共产党员的隐蔽条件。首先，永安作为福建省的省会所在地，各种职能机构名目繁多，很容易在其中任职，找到隐蔽身份的所在。由于是省会所在地，各方面活动，包括文化方面的活动比较多，因此，七年半时间内，先后创办120多种报刊和编辑出版了800多种书籍，为各种人才施展才智提供了机会。其次，陈仪、刘建绪担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期间，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的表现与国民党顽固派不同，曾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开明。他们为了建立自己的言论阵地，除了自己办有报刊外，还支持部署创办各种刊物，客观上容纳了一些进步文化人士。在这一环境下，共产党没有在永安建立组织机构，显然有利于陈仪、刘建绪开明度的发挥，有利于抗战文化活动的开展。因此，在国统区没有共产党合法地位的历史条件下，永安没有建立党的组织机构，而是依靠共产党员的埋头苦干和先锋模范作用去影响和推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开展的做法，是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领导的卓有成效的一种新的特殊形式。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在永安建立所属的组织机构，但党的领导作用始终贯穿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全过程。
    福建省会由福州迁入永安后，中共福建省委随即派出干部前往永安开展工作。共产党员陈培光到永安后，利用在教育厅工作的合法身份，团结有识之士，于1938年秋创办《老百姓》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励各界人士抗日救国的热情。《老百姓》的创刊，为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树起旗帜。对于吸引更多进步人士汇集永安，广泛开展抗战文化活动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永安当时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机构，没有国共两党合作的合法形式可以利用，要团结永安的工农商学兵、爱国民主人士抗日，必须依靠和发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福建省委派人在永安创办《老百姓》报，实质上是在这一闭塞的山城，竖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和吸引力。可以说《老百姓》报是信号弹，它为广大进步爱国文化人士发布了抗战文化活动的号召书，召唤着更多的知识分子前来为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施展才智。所以，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一开始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
    1939年，中共福建省委又一次派出共产党员、原福州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宣传部副部长卢茅居到永安工作。卢到永安后，在改进出版社主办的《现代青年》月刊担任主编。此外，卢还以多个笔名在改进出版社出版的许多刊物上撰写文章，对改进出版社各个刊物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作用；并出谋划策，用以对付国民党当局的图书审查。改进出版社作为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支持下组建的出版机构，能够团结一批进步作家，出版许多进步书籍，是与中共福建省委在永安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分不开的。这也是利用他人的刊物，出版自己文章，宣传自己主张的范例。
    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福建省委还多次派出干部到永安，向所辖的党员传达国内抗战形势的有关指示。1940年4月，省委派当时担任闽江特委青年部长的黄扆禹到永安向高辑光等共产党员传达有关党的指示，同时通过高辑光与卢茅居联系，敦促他们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发挥核心作用。
    随着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开展，党组织对永安的工作也更加关注。1940年4月间，中共东南局文委邵荃麟委派进步作家王西彦到永安开辟抗日文化宣传阵地，进一步加强了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领导。在王西彦来永安之前，邵荃麟详细向他传达了党的方针政策，提出要团结人民大众，包括各界爱国人士，努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尽可能利用国民党的刊物，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王西彦来永安时，邵荃麟还交给他一批现成的稿子，为王在永安办刊打下基础。王西彦在他主编的《现代文艺》创刊号上，突出力求回答“谁在抗战”这一主题，发表了邵荃麟的《英雄》、王西彦的《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等作品。后来，邵荃麟还亲自为《现代文艺》组稿，有力地支持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开展。1940年6月间，邵荃麟受党组织委派转移来到永安，直接领导并亲自投入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直至1941年1月初，才奉组织的安排离开永安。
    1941年2月，东南局曾派蒋柏铭（陈明）到永安，组织关系直接同刘子崧联系，经刘子崧介绍安排在经济委员会工作，以作掩护。这充分体现了东南局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重视和支持。
    中共福建省委和东南局对永安这一阵地的重视，为永安的抗战文化赢得了活动空间。也充分说明，党对开展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是进行过具体领导的。
    先后到永安的60多位地下党员虽然多数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但他们身体力行，在各自的岗位上带头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们目标一致，心领神会，有共同的语言，因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核心。共产党员的核心作用，也是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领导的具体表现。如共产党员、著名的新闻时事和军事评论家杨潮（羊枣）到永安后，创办了《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并在其他刊物上撰写文章，成为改进出版社衰落以后，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又一支坚强力量。杨潮日夜操劳、不辞艰辛、忘我工作，在敌人的心脏坚持斗争的精神，影响和带动广大文化工作者，为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历时七年多的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聚集在永安的共产党员基本占领和掌握了永安的十多种主要报刊阵地。其余的报刊，也有不少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志在那里活动。他们利用小说、诗歌、戏剧、漫画、杂文、评论、译文、通讯报道、出版印刷丛书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政治主张，促使永安各界和各阶层人士以极大热情投入抗日救亡斗争，抗战文化呈现一派繁荣的新局面。正如1940年9月《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指出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因为它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对文化运动的进行，应该联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而不应使共产党员尖锐、突出与陷于孤立。”“要把一个印刷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支几万军队还重要。”在永安的共产党员，正是遵循着党中央的这些指示精神而努力工作的。
    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领导，还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对永安整个抗日救亡活动的政治领导。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中国各阶层、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以及海外侨胞联合组成的抗日大军进行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和政治领导。这一政治领导，是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途径来实现的。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和激励下掀起的抗日救亡活动，是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项工作同样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的。
    当时，参加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除了共产党员以外，还有进步的非党文化人士，包括作家、学者、专家、教授、新闻工作者，爱国民主人士和爱国的国民党人士，革命知识青年等等。他们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认真实践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制定的一整套坚持抗战、推动抗战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得到永安的进步爱国文化人士的欢迎和拥护。他们所作出的贡献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所取得的。
    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当时的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成为召唤、激励、率领永安的进步文化人士和各阶层爱国人士团结抗日的光辉旗帜。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不仅仅限于几十名共产党员参加的单一色的文化活动，而是包括各方面进步、爱国人士参加的广泛的抗战文化活动。如当时任改进出版社社长兼发行人的黎烈文、担任省政府编译室编译兼省政府图书馆馆长的董秋芳、翻译《资本论》的经济学家、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王亚南等等。他们都是三十年代的著名作家、学者，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自觉地接受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团结各方面的抗日爱国人士，共同抗日。黎烈文在《改进》创刊号上发表的《我们的希望》一文，鲜明地阐述他创办《改进》的目的是为了“对抗战和建国两重工作都能有些许贡献”。他和改进社的同仁发扬“推重车上峻坡”的精神，出版了许多激励人们抗日的书刊，使《改进》等出版物成为风行东南各县的受人民群众喜爱的读物。董秋芳则利用省图书馆这一阵地，采购许多进步书刊，这样，永安打开了一扇透进清新空气的窗户，使他所在的图书馆成为传播进步思想的阵地。此外，如著名学者王亚南、沈炼之、郑庭椿、章振乾，进步青年谌震，及以程星龄为代表的爱国人士，以颜学回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人士等等，也都接受和确信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纲领，都在他们主持的学术机构和创办刊物中宣传抗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反对投降卖国。
    由此可见，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非党的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来实现党的抗日主张的。他们所起的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政治环境中，是共产党员本身所不能代替的，也是做不到的。这就真正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广泛性和重要性。
    显然，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在永安当时的情况下，这一些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阶层的人们，是很难形成一个目标一致，共同为着繁荣永安的抗战文化而努力的政治局面的。正象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形成，全民族的抗战就难于开展，也不可能屡经风险，在逆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因此，探索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领导问题，必须充分肯定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政治领导的历史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能够渗透到永安的文化界、学术界、新闻界、出版界等等，深入各阶层、各团体，是与当时在永安的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分不开的。也就是说，除了民族的共同利益这一前提外，共产党员的作用，是党实现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政治领导的关键。
    当时，在永安的共产党员，无论是组织派遣来开展工作的，或者是由于所在的组织机构遭受破坏撤到永安的，都能够自觉地把发动民众抗日、为抗战努力工作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利用各自的合法身份，以自己的模范行动，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形式，造成有形和无形的影响，激励永安各界人士的抗日热情，从而加强了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政治领导。
    共产党员李达仁，1938年曾担任过中共湖南宁乡县工委书记。因组织被破坏转移来永安，1943年被聘为《建设导报》主笔。他利用这一阵地，以多种形式和不同的手段撰写和登载进步文章。用进步的观点阐述国内一些重要政治时事，单为《民主报》撰写社论就近百篇。东南出版社成立后，李达仁担任经理，他除了为《建设导报》、《民主报》撰写社论外，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出版工作上。东南出版社坚持进步，先后出版了于潮的《方生未死之间》和郭沫若等的进步著作三十多种，鼓舞人民群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李达仁勤奋工作、艰苦创业的精神，为东南社的同仁树立了榜样，后来他成为羊枣的得力助手。还有其他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也进一步促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各单位、团体、阶层得到更好贯彻。
    1944年6月，共产党员杨潮来到永安后不久，除创办《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兼任《民主报》主笔外，还在永安举办讲座。他一面广交各界进步人士，热情帮助青年，夜以继日工作，一面搞翻译，写评论，不顾个人安危，投身抗战文化事业。他在永安13个月，共撰写论文120多篇，70多万字。由于杨潮的影响和带动，当时在东南出版社和《民主报》等单位的地下党员和其他革命同志，他们之间虽然没有任何组织联系，但却自然形成了一个身处各个方面，彼此互相协同配合的无形的战斗集体。杨潮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共产党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政治领导进一步深入和加强。
    在历时七年半的时间内，共产党员在永安的以文化工作为主的各个岗位上，以合法的身份从事各项工作，他们身体力行，宣传和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有关抗日的方针政策，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政治领导。这就证明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政治领导是普遍存在的，成为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也正是在相同的条件下能够卓有成效得到发展的原因之一。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在这些共产党员的身上鲜明地体现出来，从而使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政治领导在永安的文化战线上展示的更具体、更深入。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在“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下，中国共产党没有在福建的战时省会永安建立党的一级组织机构。但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这集中表现在中共福建省委和中共东南局等党组织及时部署和派出人员前往永安开展的。此外，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政治领导，这也是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领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还有，没有暴露身份，单兵作战的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是党实现对永安抗战文化政治领导的关键。总而言之，党的领导，是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历史经验，雄辩地证明：加强党的领导，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1985年8月初稿

                                    2012年4月修改

^31阿管视频2022/5/23 5:15:19

林洪通编著：中国现代文学馆中的永安抗战文化，其中有邹韬奋

林洪通编著：中国现代文学馆中的永安抗战文化，其中有邹韬奋

      

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记

林洪通

（119）中国现代文学馆大门前矗立的采自山东莱州的樱花巨石，它的前后两面刻有原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的名言，精辟地阐明中国新文学的使命。

展馆在国统区文化栏目中，介绍了当年曾经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王西彦在永安创作出版的小说《村野恋人》（但没有注明是在永安出版的），说“王西彦创作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村野恋人》（1943）是作者少年时期家中雇佣的长工与一个寡妇的恋情为生活原型，描述了闭塞落后的山村中农民的悲惨遭遇。”其他作家在永安创作的作品没有展出。而当年著名的桂林文化城、重庆文化城的作品也没有展出。工作人员解释说地方太小，容纳不下，无法展出。

展馆在介绍邹韬奋的生平时，说他“原名邹恩润，祖籍江西余□，生于福建永安，现代作家、出版家。”这与我们永安方面所披露的资料基本一致。

秋风秋夜雨潇潇，

碧海青天已不潮；

丝尽蚕心哀未死，

还从一笔写离骚。

                                 （ 2007年 5月28日于北京）

^30阿管视频2022/5/22 10:12:28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姚勇来、沈嫄璋政治身份之谜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姚勇来、沈嫄璋政治身份之谜

  

姚勇来、沈嫄璋政治身份之谜

林洪通

（132）姚勇来先生

笔者曾于1990年撰写了《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中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一文。该文发表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与教学》1990年第5期。文中将姚勇来、沈嫄璋夫妻（均为莆田人，一说仙游人）也划入“中共党员”之列，这是不对的，应当予以纠正。

姚勇来、沈嫄璋夫妻俩来到战时省会永安后，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曾作出过可贵贡献。姚勇来曾担任过由中共地下党人创办的进步报纸《老百姓》报的编辑，后又担任过改进出版社的六大期刊之一《战时民众》主编，又任过《联合周报》编辑，常以“姚隼”为笔名在《现代文艺》、《联合周报》等报刊发表进步文章和文艺作品。沈嫄璋也曾任过《老百姓》报编辑，也在《改进》、《战时民众》、《现代青年》等刊物发表进步文章。同时，姚勇来、沈嫄璋都是抗战话剧运动的活跃分子，常是姚勇来当导演，沈嫄璋饰主角。抗敌剧社常在永安文庙大殿前和全省各地巡回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麒麟寨》等救亡话剧，受到各界好评。姚勇来、沈嫄璋都因“羊枣事件”牵连，于1945年7月16日被捕。

抗战后期，姚勇来、沈嫄璋二人都在《中央日报》（福建版）任记者。姚勇来同时任《中央日报》（福建版）副刊编辑。并主编该报《星期文艺版》。而该报总编辑蒋海溶，是当时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永安区区长。

基于姚勇来、沈嫄璋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的进步表现，有人就认为他们是共产党员。但到目前为止，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们加入过中国共产党组织。然而，就在笔者1990年5月在《党史研究与教学》发表《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中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一文后不久，当年曾经担任过中统永安区副区长的黄缘炘，在1990年9月24日给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写了一信，信中说：

“关于我的认罪材料《羊枣同志当年遭受逮捕的经过》文中（指由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羊枣事件》一书第一版收入的该文─-笔者注）所写‘有些和中统特务组织有关的人也被捕了’，指的是姚勇来被捕。姚勇来当时是福建中央日报记者，和当时中统永安区区长蒋海溶是同事。蒋海溶自1943年起在福建中央日报社工作，先任总编辑，后任总经理，一直至抗战胜利离开永安。蒋在1945年初起，暗中兼中统永安区区长。我就是在他担任区长组织骨干时，才暗中兼任副区长兼组织股长的。他在‘羊枣事件’发生前，曾经告诉过我，姚勇来是共产党内的暗线。我们当时称这样的人为“特情人”。他是和蒋单线联系的，有否办理什么手续不知。不过我没有听到姚勇来有供给过有关共产党什么情报（假使姚有供蒋什么有价值情报，我相信蒋一定会告诉我的）。后当蒋海溶知道姚勇来被军统逮捕时，蒋心中很有气的对我说：‘姚也被他们抓去了！’关于姚勇来是特情人情况，在解放初期我的认罪材料中，曾经提过。”

由此，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姚勇来、沈嫄璋是在“羊枣事件”发生以前加入了中统永安区的特务组织的。1945年年初，姚勇来就同中统永安区区长蒋海溶开始单线联系，“羊枣事件”发生，姚、沈于7月16日被军统特务逮捕，应当说是国民党内部两股特务组织间的一场误会。因为“羊枣事件”是由第三战区顾祝同的军统特务组织一手策划，永安的中统特务组织处于被动应付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姚勇来和沈嫄璋被捕不到三个月即被释放。姚勇来是以汉奸嫌疑，被押解到铅山“第四联络站”，不久后，转送到法院释放的；沈嫄璋是在永安以“保外分娩”名义释放的。如果他们早先参加过共产党组织，那么，到1945年初，他们也已背叛了中共。所以，笔者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中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一文中将姚勇来、沈嫄璋划入“中共党员”之列是不对的，应予以纠正。

根据姚勇来在狱中的情绪和表现，曾经引起当时被关押在一起的李品珍的怀疑。李怀疑姚是作为“苦肉计”而入狱暗中监视他人的特务。而李出狱以后，又曾在福州、上海二次巧遇姚，更使李生疑，以为自己走到哪里，姚跟到哪里。此疑团至今未解。故笔者曾在2006年7月25日写信给李品珍，询问他在永安狱中曾怀疑姚勇来的情况。李品珍老人于2006年8月2日回信说：

“关于姚勇来夫妇事，我知之不多。他们当时在中央日报工作，对于这种人，我们是不轻易相信的。四五年七月十五日下午，我被捕了，一到监房，即看到姚勇来，他说他也被捕了，但若无其事，我即提高了警惕，认为：可能是特务安排的圈套。后来他被解到上饶，不久，放回永安，说是汉奸嫌疑。后来我到福州，他也到福州；我到上海，他也到上海。我在上海摆脱了他。经过只是如此，其他说不上。他们后去台湾，情况我不知道。这类问题，恐怕只宜向公安机关了解。”这时李老虽已96岁，但记忆十分清晰。

年秋，姚勇来、沈嫄璋前往台湾。姚勇来任台湾的一家大报《新生报》编辑，沈嫄璋任该报记者。他们在台湾成为大红人。特别是沈嫄璋，被称为“叱咤风云的名记者”、“资深记者”、“大牌记者”，尤以采访蒋夫人宋美龄和妇联会新闻出名。新闻界人士均称她为“沈大姐”。

^29阿管视频2022/5/21 4:40:06

林洪通编著：福建抗战省会永安美国新闻处的抗日宣传活动二三事

本次网页发表的是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290页至294页《抗战时期,福建省会永安美国新闻处的抗日宣传活动二三事》

永安美国新闻处的抗日宣传活动二三事

林洪通

（118）②抗战时期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永安分处）处长克里斯托弗.兰德②

 1944年11月至12月间，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所属永安分处与设在南平的东南分处在永安合并为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机构设在抗战时期福建省政府所在地永安县。兰德任处长，高乐博任副处长。

美国新闻处有先进的电讯设备，可获世界各大通讯社的大量英文电讯，包括新闻、评论和资料。同时，美新处还有从重庆美新处通过美国空军飞机捎来的美国出版的主要报刊。 

然而，当年在永安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福建分社“电讯稿毛病很多，以国际新闻为例，一是报道面窄，片面，如美英的新闻多，苏联的少，而苏德交战，东欧和苏联却是主要战场。窄的另一方面是外国权威专家的政治、军事评论几乎不选发。二是新闻零碎，不系统。三是不注意时间性，三天前的消息在外国已是‘明日黄花’，它还作为最新新闻。四是政治偏见，选稿主观片面。”①相比之下就突显了美国新闻处资讯的优势和价值。

羊枣在永安能创办驰誉中外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能写出那么多既好且快的国际时事评论，除了他的学识造诣外，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永安美新处的资讯；因他受聘为美新处顾问，可迅速得到全世界最新的信息。

据当年在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任编译工作的叶康参回忆，美新处每天给编译室送来一束英文新闻稿，其中主要是美国新闻媒介播发的战讯和一些政论简介。由担任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主任的李由农交给叶康参翻译成中文，后呈给省政府秘书长。可见美新处的新闻稿，能及时供官方参考和利用，也能及时供给叶康参、赵家欣、李品珍等进步文化人士。他们利用这些资料为报刊撰写文章。

永安美新处的兰德、乐博等人政治倾向比较进步，对羊枣、彭世桢、俞励挺、萨一佛、郑公盾等进步文化人士都比较友好。国民党中央直属台湾省党部的执委兼宣传科长谢东闵也被美新处邀去监听每天台湾的日语广播。

在1944—1945年4月罗斯福总统在职其间，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不排斥中共，主张中国内部团结，共同抗日。当时美驻中印缅盟军主要负责人之一史迪威将军和罗斯福总统均对中共有好感，以至曾筹划美军在我国东南沿海登陆，打击日军的计划。②于是，美新处处长兰德主动要求福建省主席刘建绪的秘书谌震帮忙，物色人选去浙东找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准备交换情报部署登陆等。汕头地区的中共组织也有在1944年秋准备盟军登陆的部署。

谌震物色的周璧浙江之行无果后，美军欲在东南沿海登陆之事仍在继续：当时担任美国陆军驻华总部高级顾问的吴大琨来到福建永安，找过谌震议此事。后吴大琨派永安新知书店③工作的王坚等人前往浙东，他自己则坐镇崇安静候佳音。王坚曾于1985年7月31日给永安市委党史办写来了长信，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他大约于1945年四五月间前往浙东联系新四军的经过。现将信件全文公诸于下：

中共永安市委党史办负责同志：

7月18日来信收到。关于我跟吴大琨同志搞的那件工作，现简略地介绍如下：

当时我在新知书店（即李志国同志负责的东方出版社）工作。吴大琨同志当时任美国陆军驻华总部（头头好像是魏德迈将军）高级顾问。当时美军曾计划在浙东沿海登陆，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他们想与活动于浙东沿海的新四军部队—三五支队取得联系，以便美军登陆时配合行动。此事，国民党方面当然是极不愿意的，因此，美方委托吴大琨同志秘密进行（吴大琨同志当时佩有长短武器；来往重庆与东南各省之间坐的是美国军用飞机；活动经费也是美方提供的）。具体计划是先取得联系，然后运一台收发报机进去，以便直接与美军联系，提供气象与有关日敌活动的情报；再后是准备空投武器进去，以便配合美军登陆。（这段时期美军在华的活动情况，你们可参看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一书）吴大琨同志邀我参加这件工作。我们当时认为这件工作搞成了，不仅有利于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对新四军所属的浙东游击队的发展壮大也是十分有利的。因此我在取得了书店领导的同意后，就参加了这项工作。当时我们都在永安。参加这件工怍的人，除了吴大琨同志和我外，记得还有四个人：一是朱洁夫同志，他原来是赣州的，他的任务是留在后方，协助吴大琨同志工作；另一个是暨南大学的学生，他懂得收发报技术，准备派他帯收发报机进入游击区；还有两个青年（一个名何为，另一个姓徐）是从龙岩“台湾义勇队”（？）出来的。他们二人负责第一批进入游击区进行联系，他们好像是带有地下党的介绍的。我的具体任务是，在浙东靠近游击区的蒋管区天台县城，设立一个联络点（公开的身份是“兴华茶叶公司天台办事处”）。行前，我先到崇安“茶叶研究所”（属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所长吴觉农与吴大琨个人关系较深，他是了解并支持我们这件工作的。解放初期他曾任农业部副部长），学习了几天有关茶叶的业务知识，并在那里接受了吴大琨同志的部署。第一批去到浙东天台的是我和龙岩来的那两位青年，我留在天台，那两位青年进入了游击区。但到了约定的日期他们没有回来（也有个意外情况，福州的日敌撤退时，曾路经天台，天台县城沦陷了一两天），福建那边也没有继续来人。按照约定，过了约定的日期，不见人来，可能是出事了，我是可以撤退的，但我考虑到我一走，那条线就断了，再要接上就麻烦了，因此我还是坚持了下来。不久日敌就宣布投降了，那时我才离开天台回到崇安。回到崇安后才知道因羊枣案的影响，吴大琨同志早已乘美军飞机回重庆了。解放后我才知道那两位青年，当时已顺利地到达了游击区，大概是当地领导对此事不敢作主，需要请示，所以他们没有及时回来的。这两位青年解放后在上海工作。

关于这件工作的更全面更详细的情况，你们可向吴大琨同志了解。你们来信中提到吴大琨同志时，把“同志”两字涂掉了，是不是你们对他的情况不了解。他解放后曾任人民大学教授、财政部顾问、政协委员等职。不久前在报上看到他的名字，他被任命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

此复

敬礼！                          

王坚

                                    1985.7.31

（118）③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周恩来回到延安前，在南京约見美国记者·。右一为兰德。③

然而，周璧的“浙东之行”，反成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借口，成为“永安大狱”事件的导火线。王坚的浙东之行也成半途而废。不过，美国朋友对中国的帮助是出于真心的。

羊枣被捕后，永安美新处的兰德、乐博等对营救羊枣是真诚尽力的。他们把羊枣之狱的内幕捅开，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反应；羊枣被捕后，乐博非常气愤。他带着铺盖到省保安司令部，静坐、绝食了3天，表示抗议；美国机械师还驾车帮助上了特务黑名单的美新处工作人员彭世桢、萨一佛秘密离开永安前往广州；远离永安的费正清（美新处中央分处处长）、鲍威尔（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后来还发起募集纪念羊枣的基金。因而，我们不应忘记：美新处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所发挥的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兰德、乐博等美国朋友对羊枣等人的正义支持和深厚友谊，体现了正直的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进步文化事业的同情和支持，这是难能可贵的。

                                       2013年7月于上海

注释：

①叶康参遗作：《燕江风暴》第一章第二节。

②美军准备在浙东沿海登陆，可从1945年1月14日下午3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尓利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得到印证。电报写道：“……在魏德迈将军不在司令部期间，其麾下的一些军官制订了一项在共产党控制区使用美国军队的计划。这项计划规定，在游击战争中使用由美国领导的共产党部队，计划以在美国和共产党之间达成一项协议为基础，避开中国的国民政府，直接向中共部队提供美国的给养。我们的任务理所当然是阻止国民政府垮台，维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已为共产党所知的上述军事计划，向他们提出了他们正需要的东西：给予承认并提供租借物资，摧毁国民政府，作为一个武装政党的共产党如能成功地与美军实现这种安排，那么我们为挽救中国国民政府所作的努力就将付诸东流……”（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1984年编辑的《党史通讯》第7期50页）。

③党领导的新知书店，原在江西赣州设有一个机构，招牌是章贡书局。日敌侵赣时迁到永安，故名为东方出版社。抗战胜利后迁厦门。

^28阿管视频2022/5/20 1:51:47

林洪通编著：抗战时期我国东南独树一帜的永安《民主报》

 

抗战时期我国东南独树一帜的永安《民主报》

林洪通

     抗日战争时期，在福建战时省会所在地的永安山城，曾先后出版发行了12种报纸和129种期刊。其中《民主报》是一份有影响的、以力争民主、宣传抗战为宗旨的重要报纸。

《民主报.大成日报》刊头

年来到福建任《闽北日报》、《民主报》总编辑。颜学回政治态度比较开明，旗帜鲜明，坚持抗战，勇于评论时弊，行文泼辣；同时敢于吸收和重用进步人士为其撰稿。因而《民主报》总的倾向是进步的。然而《民主报》是在国统区的国民党人办的民营报纸，社长是省党部执行委员，故报道、言论自然有其局限性。

多篇社论。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发表了《抗战新局面下的新经济问题》的星期专论，余志宏、郑书祥、谌震、章振乾等人均分别写了社论和评论。余志宏在《救救农村的危机》的社论中指出：“第一，农民负担过重……地方多数抱定了‘净到手’主义……例如战前的地租，上田大概为对分，中下田大概为四六或三七分，现在则改为上田四六分（地主得六，佃户得四），中下田对分，所以一切征借的负担实际上还是转嫁在农民头上。第二，是社会的剥削太重……如征兵人员的勒索，田赋人员的重秤，地籍人员的舞弊，使农民皆非供应贿求不可。其次则为高利贷者的吮吸，农民既须忍受上述种种的剥削，又不能不维持其生活所依的生产，而生产的资本则无着，所以明知饮鸩止渴，但不得不投入高利贷者之怀抱而听其吮吸。农民的收入有限，而剥削无穷，实情如此，农村的经济安得不日濒于破产之途！”社论指出农村已患了“贫血症”，对现实农村社会给以无情揭露。由此可见，《民主报》的论坛，打破了顽固派在福建报界的一统天下，宣传了民主和抗战，关注民生，影响广泛，报纸发行量也由此大增。

人。

（原载《福建新闻史料》1993年11期、永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专刊》）

^27阿管视频2022/5/18 9:40:46

林洪通编著：抗战文化城与“永安大狱”:电视系列片脚本（文学本

林洪通编著：抗战文化城与“永安大狱”:  电视系列片脚本（文学本）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255页至279页《抗战文化城与“永安大狱” 福建爱国主义教育电视系列片脚本（文学本）》

抗战文化城与“永安大狱”

［福建爱国主义教育电视系列片脚本（文学本）］

林洪通

永安抗战文化活动

（画面）：陈耀民访谈录（福州）。

（解说）：陈耀民1942年到永安，1943年到省卫生试验所会计室当雇员。1943年至1945年间，常用夏侯、梁楚等笔名，在《新语》及其他报刊上发表进步文章60余篇，“羊枣事件”中被捕入狱，1946年2月出狱。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福州地下市委所属的特别支部书记、总支书记、福州联合小组副书记等职，建国后任福建省卫生局秘书、福建省医科所书记等职。

抗战文化活动的杰出代表--羊枣

七月大逮捕

羊 枣 之 死

结  束  语

^26阿管视频2022/5/17 7:00:26

林洪通编著：抗战省会永安，“永安大狱”中年龄最小的囚徒陈耀民

林洪通编著：抗战省会永安，“永安大狱”中年龄最小的囚徒陈耀民

“永安大狱”中年龄最小的囚徒陈耀民

林洪通

稿，大胆而持重地发表评论文章，内容主要是抨击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